宝历二年55岁的刘禹锡和白居易初次相见，在这之后唱和诗交流日渐频繁。虽然早在元和五年刘白已经开始唱和，但数量非常少，平均一年不到一组。宝历二年冬，刘禹锡结束了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与白居易在扬子津首次相遇。白居易对刘禹锡前半生的贬谪充满不平和同情，“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共鸣诞生了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前半感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悲怆，后半引吭“沉州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高歌。黄钟大吕的豪迈使白居易三年后记忆犹新赞不绝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刘白唱和集解》），并据此类作品总结出刘禹锡诗歌的风格：“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诗豪”一评遂成为后世评刘禹锡诗风的定论。如宋人邵博已指出“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当白居易回顾与刘禹锡的唱和历程，“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刘白唱和集解》），确认了刘禹锡在创作和友情上对自己的重要意义，这就是流传后世的“刘白”并称。对此，正史和诗评家言之凿凿，早有定论：“（元稹）卒，（白居易）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五）；“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可见，唱和诗对于刘白这对诗友的意义是何等重要。
从宝历二年（826）到大和五年（831），刘白足未出两京，在宴饮欢聚、饯送酬赠的唱和中，刘禹锡以诗豪为底色的心态和诗风开始逐渐接受白居易的影响，有意识地收敛锋芒，趋向闲适。当白居易以自创的“中隐思想”为指导，分司洛阳闲官：“昔时蹙促为迁客，今日从容自去官……尘缨世网重重缚，回顾方知出得难。”（《长乐亭留别》）刘禹锡受到触动，也有心步其后尘：“九霄路上辞朝客，四皓丛中作少年……洛阳旧有衡茆在，亦拟抽身伴地仙。”（《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两京的唱和诗作以闲适的生活、调笑快乐的基调开始侵蚀刘禹锡的豪壮之气。
大和五年，白居易前半生的挚友元稹去世，刘禹锡也受到炙手可热的牛党排挤而出朝，外牧苏、汝、同三州。双方同时受到的打击促成了刘白晚年互为“排他式知己”的契机——“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寄刘苏州》）由于政治上的失望和苦闷，曾经坚强豪迈的刘禹锡在60岁的晚年逐渐更加坚定地接受白居易闲适隐居的思想：“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赠乐天》）“莫嗟雪里暂时别，终拟云间相逐飞。”（《醉答乐天》）“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刘禹锡倔强豪迈的诗风虽然并未完全消解，但只偶有发声。《乐天寄重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运用了诗豪式的语调高歌出不向命运屈服的奋进之音：“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振臂犹堪呼一掷，争知掌下不成卢？”当时李党暂处下风，刘禹锡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激励李党振奋精神，振臂一呼，以待运转。清人何焯赞叹刘禹锡至老不衰的顽强劲头：“梦得生平可谓知进不知退矣。”
大和五年底（831）到大和九年（835）的四年间，刘禹锡辗转苏、汝、同三州，与闲居洛阳的白居易较少宴饮游赏，所以唱和诗风在闲适情调中融入了友情的温度。刘禹锡《秋夕不寐寄乐天》：“何人谙此景？远问白先生。”白居易《酬梦得秋夕不寐见寄》：“何言千里隔？秋思一时生。”人虽远隔南北，情却不分西东，这份友情在互诉衷肠般的轻言慢语中透露出重于千钧的深沉，且只限于双方。又如白居易《立秋夕有怀梦得》：“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所思渺千里，云外长洲城。”刘禹锡《酬乐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见寄》：“外物岂不足，中怀向谁倾？秋来念归去，同听嵩阳笙。”脉脉友情温暖着两个知交的心灵，这种温暖甚至已经演变为互相依靠的一种惯性力量：“独吟谁应和？须寄洛阳城”（刘禹锡《冬日晨兴寄乐天》）；“诗成遣谁和？还是寄苏州”（白居易《初冬早起寄梦得》）。人生的晚年，政治的困境，重重的压力下，刘白最有温度的友情，在唱和诗中弥漫着馨香。
也正是这种惯性，与刘禹锡倔强和刚强的性格发生了最后的交锋，带来刘禹锡最终出处矛盾的抉择：“背时犹自居三品，得老终须卜一丘。”（刘禹锡《酬乐天见寄》）“还思谢病吟归去，同醉城东桃李花。”（刘禹锡《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这一受白居易影响而产生的退隐优游卒岁的念头与秉性中“愿托扶摇翔碧虚”的矛盾，在大和九年的政局动荡——甘露之变后顺其自然而化解，刘禹锡出处的摇摆、创作的转向最终尘埃落定，而与白居易合流——分司洛阳，闲散至终。
甘露政变后，从开成元年（836）到会昌二年（842）去世，刘禹锡在洛阳和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频繁唱和，集中呈现了诗酒赏玩、叹老调笑的晚年生活。在洛阳，刘禹锡与白居易、裴度等核心诗友们过着悠闲的半隐居式生活，因此多有诗酒宴集和酬和赏玩之作。比如开成元年刘禹锡一回洛阳，就迫不及待要和老友们诗酒欢聚，正巧裴度的别业绿野堂刚建成，三人纵享会聚之乐。《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令公》：“新恩通籍在龙楼，分务神都近旧丘。自有园公紫芝侣，仍追少傅赤松游。华林霜叶红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刘诗将裴度比作谢安，又盛赞他们的宴会比谢安的江左风流有过之而无不及。白居易《喜梦得自冯翊归洛兼呈令公》：“上客新从左辅回，高阳兴助洛阳才。已将四海声名去，又占三春风景来。甲子等头怜共老，文章敌手莫相猜。邹枚未用争诗酒，且饮梁王贺喜杯。”白居易对“甲子等头”的老友归来表达了热烈欢迎，终于可以朝朝暮暮相伴，对于刘白来说意义重大，“文章敌手莫相猜”即以诗相互唱和交流甚至比拼的知己非对方莫属。开成二年，刘、白、裴等又于三月三日修禊洛滨，“群贤胜会稽”，赋诗游乐，“墨客竞分题”，盛况堪比兰亭。
走向人生终点的六年，刘禹锡最终完成了晚年思想和诗风的转变。如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若无清酒两三瓮，争向白须千万茎……更拟共君何处去？且来同作醉先生。”刘禹锡《酬乐天偶题酒瓮见寄》：“门外红尘人自走，瓮头清酒我初开……何幸相招同醉处，洛阳城里好池台。”浅近直白的语言，叹老游宴的主题，闲适无奈的心态，不仅共同筑牢了“刘白”的并称，刘禹锡的形象也在晚年悄然彻底改容。又如白居易《晚夏闲居绝无宾客欲寻梦得先寄此诗》：“无人解相访，有酒共谁倾？老更谙时事，闲多见物情。只应刘与白，二叟自相迎。”刘禹锡《酬乐天晚夏闲居欲相访先以诗见贻》：“酒醅晴易熟，药圃夏频薅。老是班行旧，闲为乡里豪。经过更何处？风景属吾曹。”刘禹锡对白居易的回应，题旨重复、辞藻雷同、思想相近，可见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全面合流。
在最后一个时期，刘禹锡和白居易视对方为排他式知己，“唯君比萱草，相见可忘忧”（《赠乐天》）。白居易也惺惺相惜：“借问萱逢杜，何如白见刘？”（《酬梦得比萱草见赠》）萱草和杜康的消忧解闷，终不及同年同白头的岁月沉淀。在隐逸式的闲居状态下，刘禹锡既消解了豪壮的心性，又通过反复吟写将晚年的诗风改辙为“闲适”，而这正是白居易诗风影响的体现。
《》（2020年10月12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