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18年春节，修改于2019年春节）
今天是2018年2月15日，过年了，不禁回忆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有些事情总是像放电影一样，经常在头脑中回放，挥之不去。今晚家人在看春晚，我有时间，索性把想起的几件事写出来，为了难以忘却的儿时记忆。
记得小时候过年，年前好久就开始盼望。到了过年这天，全家人都欢天喜地，尤其是我们小孩，不用写作业，不用割柴火，也不用去捡粪，只要帮助父母把屋子收拾干净，把院子清扫干净就可以了。这一天，母亲是最忙碌的，把几天来准备的鸡鸭鱼肉、各种蔬菜经过加工，烹制后，一盘一碗地摆放到炕桌（饭桌）上，等饭菜上齐了，妈妈一声令下：吃饭！我和弟弟妹妹们就迫不及待地甩掉鞋子，爬上炕，围坐在饭桌周围，我不会盘腿坐，就双膝跪在炕上，双眼盯着桌子上的好吃的，与弟弟妹妹们尽情地享用那期待已久的美食。（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在炕桌上吃饭（图片来自网络）
还没等大人吃完饭，我们这些小孩子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年夜饭（虽说是年夜饭，但在铁厂老家那时候年夜饭习惯中午吃。），吃完了就忙着下炕，冲出屋外，跑到合作社门口买糖葫芦，等着看秧歌。那时候铁厂有个卖面酸梨的老杨头（人称杨瘸子），他用荆条编的猪腰子笼子挎着面酸梨，买了现场没法吃，必须拿回家里，用凉水浸泡一会儿，面酸梨被冰包围了，当年我们都说面酸梨里有冰，用凉水一拔就出来了。长大后才明白：不是把面酸梨里面的冰拔出来了，而是面酸梨的表面温度在零度以下，凉水遇冷就结冰了。铁厂还有两个卖糖葫芦的名人，一个叫郝振昌（铁厂人都给他叫郝秃亮，因为他头发少得可怜），另一个叫刘义生（有时候刘义生老伴替他卖糖葫芦，她的叫卖声有些特别，她总是喊“糖葫叶”），看着放在荆条笼子里刚蘸完的又红又亮的糖葫芦，老吸引我们这些小孩子啦，买一串，张嘴咬住一个，横着往下拽，有时牙被粘住张不开嘴，有时他们的山楂核没挖净，我用力过猛，把牙咯得老疼了。
卖糖葫芦的老人（图片来自网络）
吃完了糖葫芦，看到村里化了妆的爱扭秧歌的人们穿着秧歌服，陆续来到合社（铁厂供销社）门前小广场（铁厂有三个秧歌场：王四王耀斌门口、牛场道、合社门口），随着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开始颠鼓起来，做好正式演出前的预备动作，随着扭秧歌的人不断增多，他们开始站成排扭，打场子，这时候往往是王景全打头，一边扭一边不停地喊着：“后去！后去！后去！”，把我们这些小孩子挤得东倒西歪，如果不努力向前挤，被挤到后边去，就看不到扭秧歌的人了。如果扭秧歌场设在王四家门口，我们最羡慕的就是能爬到王四家墙上和卢福田我大叔家的墙上的人们，墙太高了，我根本爬不上去。如果场子设在牛场道，我有时就从武品良与寿铁如家的堂屋地穿过，进入他们两家共有的后院，爬到武振中（武品良的父亲）家的高墙上，俯瞰秧歌场全景。我为什么能够通过武品良家去后院墙上看呢？因为武品良是我儿时最要好的伙伴之一，在他家，我享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不仅允许我穿过堂屋，还可以爬到他家东墙上去，坐在高墙上，非常自豪，心里美滋滋的。但也担心掉下去或者被坏小子拽下去。
扭秧歌雕塑
提起扭秧歌，想起当年铁厂堡还有些人踩高跷扭秧歌。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羡慕那些踩高跷的人，所以回家就在柴火堆里找来有树杈的棒子，用锯拉一拉，用斧子砍一砍，然后在院子里或家门口练习踩高跷，脚蹬树杈上，双手分别提起木棒，练习行走，由于没用绳子拴在腿上，所以时常劈叉摔倒。
踩高跷（图片来自网络）
练得差不多了，就走出家门，和小伙伴们会在一起比赛，看谁的高跷高，看谁走得远，看谁不摔倒。
踩高跷（图片来自网络）
在河东练完了，就去河西寿铁如与武品良家门口集中，参加更大群体的比赛。到了这里，就显不着我们这些小家伙了！寿铁如、张润军、王雨和、乔铁敏等比我们大的男孩子，他们的高跷更高，而且是木工制作的正式高跷，用绳子绑在棉裤腿上，他们不仅可以高高在上的穿行在人群中，而且可以随时坐在王雨和与张润安家的菜园子墙头上休息，这就更令我们望尘莫及了，那叫一个羡慕啊。
踩高跷（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年，三队要盖房子，饲养所院子里堆放着一堆松树杆子，准备做椽（chuan）子。中午社员下班了，刘义生（三队队长）对我们说：你们中午在这里给队里看木头，下午我们上班时给你们每人两根木头做高跷。我和小伙伴们满口答应了。在队部（饲养所）周围认真看木头，一只鸡都不让接近木头！下午上班后，刘义生真的兑现了他的承诺，给我们这些三队的小孩子们每人两根松木，回家我们分别忙了起来，首先用镰刀把松树皮刮掉，然后凿眼儿，安装脚蹬子，第二天我和二弟、王新秋、王景峰、王景林、王景森、韩旭晨、韩旭升等孩子们就把高跷绑在腿上，正式出来踩高跷玩了，也可以直接坐到墙头上了，非常高兴，晚上做梦都想着踩高跷！但是我们这些小孩还没有踩着高跷去扭秧歌的资格，因为我们不会扭秧歌，年纪太小，不安全，根本就不允许入场。
那时候（1960—1970年代），我记忆中最爱扭秧歌的有曹成海（人称假丫头）、马振先、林本胜媳妇（人称大美人）等，这些人都是我终生难忘的著名扭秧歌人物，在他们的身上才能看到过年的味道。扭秧歌的重头戏是老汉推车，我的故乡铁厂村有这么几个人，朱成文扮演傻柱子、曹成海扮演小媳妇、张景民扮演推车老汉，孙庆文扮演护驾老太婆，他们每年都认真化妆，专心演出。只要傻柱子接近“小媳妇”，孙庆文这个“老太太”就挥舞手中的棒槌，猛敲一下，把“傻柱子”吓跑。演到最高潮的时候，他们都几乎趴在地上或躺在地上，随着一声鼓点，突然跳起来，太有意思了，终生难忘，是他们给我们带来快乐。
每年三十儿这天（除夕），下午扭大约两个小时秧歌，晚上好像不扭。从初一开始，整天扭秧歌，晚上还要扭，过了初五之后，就只有在晚上扭。也就是说，过了初五，大人们就要到生产队干活了。过了正月十五，年就真的过完了，晚上也没有秧歌了，所以往往正月十五这天晚上扭秧歌的人特别多，而且扭得也特别起劲，那真是“最后的疯狂”。我们这些小孩子感到以后的日子真没意思，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了，更不用提买糖葫芦了。
还要特别提一下我记得的吹鼓手们。吹喇叭的是老虎村的常守柱和常守柱儿子，敲鼓的是薄在新、娄庆云，敲镲的有杨俊清、赵国成、刘宝成、乔万良、马兽医（叫马什么山？）等人，记不太清了。当时最羡慕的是吹喇叭的是老虎圈子村的常守柱父子，他们的腮帮子鼓鼓的，总是好奇他们是怎么换气的。还有薄在新，他驼着背，是怎么坚持那么长时间敲鼓？有时我也想摸摸鼓，可又胆怯不敢去碰，怕大人训斥。
敲大鼓（图片来自网络）
过年的时候，每天扭秧歌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热场，就是等人时间，这时只有锣鼓镲的声音，没有吹喇叭声音，而且正式开始扭秧歌之前，会敲鼓的人都分别拿过鼓棒敲两下，所以锣鼓的声音时断时续，根据声音我们就能判断扭秧歌是否开始了。在等待扭秧歌开始之前，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闲着，抓紧时间弹球，弹玻璃球，有两种玩法：弹坑的和弹城子的。全铁厂堡庄有500多户，2000多口人，但弹球的场子只有两个：一个是武品良和寿铁如家门口，一个是董凤仁和赵玉生家门口（城门洞子）。什么时候听到开始吹喇叭了，而且锣鼓镲的声音规范了，我们马上停止弹球，一群孩子一窝蜂似的跑向秧歌场，后面扬起一股浓浓的黄色烟尘（那时都是土路）。还得解释一下，在这两个场所弹球，我上不去场，只有当观众的份儿。我只能跟我的邻居新荣、王景森、韩旭晨、马秋、我二弟等人在家门口玩。
玻璃球（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候玻璃球有“汽水儿”、“瓜瓣儿”、“花鸡子儿”、“白鸡子儿”等几种，还有一种个头特别大的玻璃球，我们都称其为“大气懒子”。
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只能买“瓜瓣儿”球，好一些的买“汽水儿”球，再好一些的才有钱买“大气懒子”。
弹球的时候，孩子们摆出不同的姿势和动作，如下图：撅着屁股瞄准，准备弹出去。有的人还要把球用嘴哈一口气，然后再弹。
弹球（图片来自网络）
弹球游戏是男孩子专有的游戏，女孩子不弹球。弹球游戏是动输赢的，第一种弹法叫作“弹城子”的。首先每个人拿出一个球，放在“城子”中间摆成一条线，然后每个人再用自己的另一个球投向远处的一条横线，这叫做“扔疆”，也就是确定弹球顺序的。这条横线是工字形的，如果扔到两头竖线之外，就只能是“老鳖”，排在最后一个弹球。谁的球距离横线近，谁就第一个弹球，瞄准“城子”内的球，击中并将“城子”中的球弹出“城子”，这个球就归你了。然后还可以继续弹，如果没击中，就由扔疆时距离横线第二近的人接着弹，撞击城子里的球，依次类推。如果一次能击中并弹出去两个，你就赢了两个，如果被击中的球出城子了，而你自己的球没出去，这叫“坐死了”，你就要退出比赛。
弹坑的玩法（图片来自网络）
还有一种弹法叫作“弹坑”的。在地上先用玻璃球钻一个坑，然后在远处画一条疆，也是用“扔疆”的方法确定顺序，然后再从“疆”那里把球扔回坑附近，越近越好。然后把球弹进坑里，就有权继续弹，设法击中对方（参赛者）的球，击中一个死一个，也就赢一个。
弹球，要瞄准！（图片来自网络）
弹球的手法也不一样。上图这个小男孩用的手法叫作“挤球嘎子”，是最次的一种手法，没人瞧得起。因为它弹得不远，也不准。第二种手法是“怂球”，我们白这种人叫作“讹皮癞子”，因为他把球往目标附近送，当然击中的可能性就大了。第三种弹球手法，是用中指和食指托着球，用拇指将球弹出，这种手法是最受推崇的，因为它用力大，球速块，打得准。王雨和最会这第三种手法，而且他弹得准，力气大，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球都要输给他，一场下来，他的球口袋就满了。所以我最怕跟他弹球，如果遇上，非输光不可。
明天就是初一了，按照中国的老习惯，早饭要吃饺子。今天晚上我帮助老伴剥大虾、包饺子，看着家里饺子馅的配料、看着厨房旁边的俄罗斯面粉，很是感慨。小时候，铁厂人不种植小麦，不产白面，每年春节前要去前所粮站买返销粮定量的供应白面，大概一年一口人三斤白面。那是细粮，除了初一和初五这两顿饺子，平时几乎就吃不到了，所以一定要准备好，争取吃最大的量，直到撑得肚子疼为止。吃完饺子就去看秧歌，这一天看秧歌与其他日子看秧歌不一样，心里总是想着家里早晨吃剩下的那一盘饺子，谁先到家谁先吃，回来晚了吃不着。所以我们一定要掐准时间，既不耽误看秧歌，又别误了吃剩饺子。我父亲初一这天从来不吃晚饭，从来不与我们争食剩饺子。我们吃剩饺子的时候，看到他总是双脚放在炕沿外，头朝炕里躺在行李卷上睡觉。
家人一起包饺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1950——1970），冬天我们见不到绿色蔬菜。所以也吃不到韭菜馅的饺子，只能包白菜馅的饺子。包饺子父母不用我们伸手，他俩包了：母亲剁馅、和面、揪剂子、擀面皮，父亲包饺子。父亲的饺子包得非常美观规范，看着就诱人。当然白菜馅里放些猪肉馅，吃起来很水灵，很香，口感不错，吃起来没完，一直吃到肚子疼为止。
包饺子（图片来自网络）
大概在1973年之后，我家在河西买了房，房子的原主人是一队的大伯王桂云，他的三女儿王景贤是我的同学。
从河东搬到河西南关之后，与赵氏家族接触比较频繁了，我母亲与赵国良的老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之间经常互相来往，在一起唠嗑（聊天），互相之间大事小情都知道。我们两家是朋友关系，我称呼赵国良为二叔，称呼他的老伴为二审，但是我由于在读书和劳动，与他们的接触还是很少。曾经听说过一件事：由于二审患有哮喘病，心里发热，为了降温，每年正月初一前后都要到锅台沟水库去刨冰，也就是用镰刀刨冰，然后拿回家里嚼着吃，用来降温，会感到好受些。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落后，整个中国都贫穷，没有冰箱，没有好的医疗技术和条件，我二审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降温来缓解自己的病情。（那时候医学太落后了，我的哥哥就因白喉病，眼睁睁地看着他因窒息而死。）
还要说一下过年时的服装。条件好一些的家庭，过年的时候要穿上新衣服。我记得入冬穿棉衣的时候，农村人的孩子袖口都要用布或袜桩子包上。母亲把我和弟弟的棉袄袖口绷上袜桩子，这样可以防止袖口脏或磨坏。初一这天吃完饺子之后，我们要站成一排，等候母亲把袖口的袜桩子拆下去，露出新鲜干净的袖口，既舒服又美观。否则过年穿着有袜桩子的棉袄出门会被人笑话的。
发红包（图片来自网络）
过了初一，过年的兴趣就有些淡化了。这时候我们就会恢复冬日平时最爱的另一种游戏：“支冰车”（滑冰车）。
那时候我父亲给我和二弟做了两个冰车，板子是从堂屋顶上卸下来的“老祖宗板”（屋顶上一个用来供奉祖先的小木板屋），滑道是两根八号线铁丝，冰锥子是父亲手工刀削的柳木棒子上烙孔，然后把八号线铁丝子插进去就是冰锥子了。这样的冰车子不好用，因为过一段时间铁丝子就磨薄了，木板就挨着冰了，阻力增大，滑动费劲。于是我和二弟就用一根绳子拴住冰车子，拉着走。有时也和别的伙伴轮换着拉着走。由于冰锥子扎出的冰花，冰面越来越滑，拉冰车的人经常会滑倒。
那时候我们当中的一个玩伴叫“小平”，是韩世林的外甥，来自北京，他的冰车最好使，因为他的姥爷韩世林是木匠，冰车滑道的垫板是流线型的，而且滑道是“冰刀”（用铁板拍扁做成的），既耐磨，阻力又小，所以我们总是追不上他，即使冰面过道的地方铺了沙子，他也能划过去，我们只能下来，把冰车拿着过了沙道再放好，才能再去追赶已经远去的“小平”。
那时候也有非常支持孩子玩耍的家长。赵球的父亲用一块板柜盖，给他钉了一个冰车子，前后可以带两个人！
滑冰车（图片来自网络）
春节后，进入春天了，有时候冰开始在某个地方融化，水就会流下来，流到冰面上。这时候我们就在水里滑，如果前面有一块石子，挡住冰车子，由于惯性的作用，就会翻车，人躺在水里，棉衣服都弄湿了，白天还好说，等稍微晾干一点再回家。可是晚上去滑冰车翻车弄湿了衣服就不好办了。晚上我们通常在姜士真（孙耀堂）大门外至韩学忠大门外这一段河湾的冰上滑冰车，（因为这一段在杨景泉家大门西边有一个黄土拦河坝，把水憋住，为了泡条子。所以这里冬天水多，结冰后冰面光滑宽敞。）如果翻车弄湿了衣服，就偷偷地回到家里，睡觉时把棉衣放在炕席上烙干。
滑冰车（图片来自网络）
打陀螺（图片来自网络）
打懒驴子（打陀螺）也是铁厂的孩子们的一项很受欢迎的游戏。那时候很少有水泥地，我们就在土地上打、在冰上打。“过年”这几天就更是打疯了。家长给我们的时间比较宽松。
那时候的“懒驴子”是用原木棒子为原料，用镰刀或菜刀削的。由于不懂原理，一般我们的“懒驴子”做得比较矮，容易倒。现在城市很多成年人或老年人在冰上或者公园的水泥地上打的陀螺“懒驴子”，形状比较高，而且材料是金属的，转速高，不容易倒，还伴随嗡嗡的响声。
打陀螺（图片来自网络）
“打懒驴子”也称作“打冰嘎”，技术含量比较高，关键在于“发懒驴子”，也就是启动，没经过一定训练，是发动不起来的。发动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双手反扣住懒驴子，用力猛拉双手，然后懒驴子从手中脱离，掉在地面或冰面上，开始转动，然后拿起鞭子，猛抽懒驴子，就逐渐快速转起来了。还有一种方法是把鞭子缠在懒驴子上，然后猛然拉动鞭子，松开懒驴子，懒驴子落在地面开始转动起来。
铁环（图片来自网络）
还有一项很受我们男孩子欢迎的游戏：遛轱辘圈儿（滚铁环）。我小时候，河东三队这片只马秋有一个正式的轱辘圈儿，遛起来哗哗响，很气派！遛完了，马秋就把轱辘圈儿从头部套下来，斜跨在肩上，龇牙笑。
那时候我没有轱辘圈儿，但家里有一个木桶，桶底有个铁片做的铁箍，我就把铁箍拆下来当做轱辘圈儿用。但是由于铁片子太轻，还宽，接口还有铆钉，遛起来经常卡住，追不上别人。
滚铁环（图片来自网络）
“过年”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头戏：亲友给孩子压岁钱。
某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的老姨奶和姨爷从山海关来到铁厂我家，临出门的时候，姨爷给了我两块钱，我父母送姨爷姨奶出门的时候，我拿起那两块钱就往合社（铁厂商店）跑，到合社就直接来到卖副食品柜台，说买糖。当时卖货的是张润田，他问我：都买吗，我点了点头。他又问：怎么买这么多？我也不懂，就胡乱地点了点头，于是张润田用称给我称了好多糖块，用棕色的包装纸包好递给我，当时我就吓蒙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糖块！怎么办？我吓坏了。于是我见到谁就招呼谁跟我一块去吃糖。我把王景森、欣荣、韩二等一大帮小伙伴带到马老红家东园外面那个黄沙板山坡上，在靠北侧那个小沟里集体吃糖，吃了半天没吃完，但又不敢带回家，大家一起搬来石块，在沟里堆了一个小石头屋子，把糖块都放在里面，然后大家都回家了。
在外面游逛很久之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回家，尽量躲着父母，还是被父母发现了，他们问我姨爷给的钱的去向，我如实招来，他们只是责备我，为什么买那么多，并没有揍我。然后让我上山把糖取了回来。到山上看到不少人看见那些糖块儿，站在旁边看热闹，谁也不敢动，都说是台湾特务放在那里的，害怕有毒。
现在想起这件事来，还感到惭愧和羞愧呢。
发红包（图片来自网络）
长大后，读初中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三十儿这天，生产队社员早晨不用上班，大约八点人们拿着铁锹和扫帚，慢腾腾地来到饲养所，在队长的带领下，清扫饲养所的院子，我们三队的饲养所在大伯王化云（王景林的父亲）家的东侧，大约十点钟就回家吃年夜饭。那是一年中最清闲的一天，劳动量最小的一天，农民最幸福的一天。邻居大伯王永志（爱民父亲）给我的印象最深：只见他双手插在棉袄袖子里，铁锹把从腋下插过去，铁锹朝前面，用小臂挺着铁锹往家走，边走边说：“过年啦，吃饭去！”，看起来那个幸福啊，真令人羡慕！
1994年，来沈阳工作之后，每年快过年的时候，还是盼望着回家过年。虽然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但是，我的父母还在那里，我的弟弟妹妹还在那里，我的根在铁厂，那里不仅有我的亲人，还有我的朋友、乡亲，看到家乡的一草一木我都感到无比亲切！所以无论路途多么远，交通多么不便利，时间多么紧张，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往家赶，“回家”过年！有妈在，就有家在。
2000年，母亲去世了，天塌了一样，虽然我已经是四十多数的成年人了，但还是感觉特别无助、没有归属感，没有家了那种感觉。尽管父亲还健在，但是与母亲在世时候的感觉不一样。从那以后，回家过年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已经多年没有回铁厂老家“过年”了。没了妈，就没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