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马鸣谦
杜甫书目二三事
每在一部长篇开笔前，做资料调查总会让我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兴奋，因为，这其中确乎有一种独特的“发现的乐趣”。
约四五年前，带着有所突破的期求与梦想，我开始做“诗人传”三部曲的准备。所谓三部曲，分别是写杜甫居留夔州时段的《征旅》，写李商隐早年恋爱事迹的《少年李的烦恼》，以及写白居易退居洛阳履道坊生涯的《池上》。除散篇论文外，专题性研究论著最有助益，近几年时刻留心，陆陆续续就搜集了不少。一开始自然是懵懂的，眼界也有限。不过，既已有了搜索目标，随着资料的累积、择选标准的明确、见识的增广，视野也就渐渐打了开来；到一定时节，进而就能看清一众芜杂材料的关系配置了。前手搜集，后手细读，期间就开始了小说的构思酝酿；寻找资料的过程，同时也是孕育写作动机、蓄积动能的过程。
马鸣谦，一九七〇年出生于苏州。作家、译者、历史及佛学研究者。著有长篇小说《降魔变》《隐僧》《无门诀》。专注于奥登（WystanHughAuden）文集的翻译工作，已出版《战地纪行》《奥登诗选1927—1947》。现全职投入写作和翻译工作。
近日抽暇，将三个主题的书目录存以备忘。李商隐和白居易部分的书目，尚待今后研读有所收获后再与读者诸君分享。其中杜甫部分的书目蒐集时间最早也最多，特胪列如下：
马鸣谦所研读的杜甫研究书影
说起来，在创作小说《征旅》的同时，我还想同步完成另一项工作，那就是以陈贻焮先生的三卷《杜甫评传》为底本，按杜甫人生履迹的节段，再结合众多的杜诗研究成果，编成一部《杜甫诗大成》。古典文学的阅读或可尝试一个新的体例，我希望能将杜甫的迁徙行迹、人际交游和史地背景充分渗透到诗文的解读中，另外，也打算整理一些有助于读者或研究者查考杜诗的有特色的索引条目。先知杜甫其人，再来理解杜甫之诗，所谓的“知人论诗”是一个理想，也是具体的方法论，而用小说和文学整理两个手段同时来推助杜甫诗的再经典化，这是我能想到的向杜甫致敬（同时也是学习其诗艺）的最好方式了。起始动机当然是对杜诗的热爱，除此而外，我也冀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继承和秉续他宝贵的文学遗产，让这个伟大诗人和他的诗作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和理解。
编纂《杜甫诗大成》自然需要参阅大量的杜甫研究资料，按其生涯先后来细读辨析作品，也能梳理清楚杜甫诗作的时间和空间的次序和变化的脉络，可以为写作《征旅》做最为扎实充分的准备。多花一点时间，多下一点工夫，一花而开两叶，岂非双美？
2016年年底，我开始联络《杜甫评传》的授权事宜，这个过程前后持续有两年多，其间经历了少许波折，最后，经由北大出版社张文定老师、闵艳芸老师以及北大杜晓勤教授的引荐指点，至2018年4月，终于从陈贻焮先生家人处请得了书面的授权许可。这里，须要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特殊时期的纸上访古行
2018和2019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写敦煌题材小说《降魔变》、翻译《双城记》和《松尾芭蕉俳句全集》上。期间准备工作并未中断，陆续在购入各种参考书目，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简锦松先生的“杜诗现地研究”三种、古川末喜先生的《杜甫农业诗研究》、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和《杜甫诗歌讲演录》，还有葛晓音老师的《杜诗艺术与辨体》。
去年12月21日那天是冬至夜，一杯黄酒暖肚，书桌前坐定，《杜甫诗大成》的编纂正式开工了。跨越时空的纸上之旅令我满怀期待。到今年1月12日，完成了电子文本的录入和初排，还试着做了刊例小样。这时，有关疫情的小道消息偶有露出，但很快就被各色新闻淹没。眼看着庚子新年就要到来。
从大年夜开始，原来的小道消息变成了真实无比的现实。一月末，外边疫情肆虐，时时牵动人心；我所在的小区也开始封闭大门，一时间人心皆惶惶。
然而书斋之内，心神总须系定。我在上述所提书目中挑出最重要的几本开始作细读，至2月26日，览读陈冠明、孙愫婷所著《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后，制成了一张“杜甫世系宗族图”的初稿，初步勾画了杜甫在夔州时期的人际交往圈。
杜甫世系宗族图（主要呈现的是杜甫的血缘亲族关系）
为了将《征旅》的创作再往前推进一步，就要做更切实的准备。自三月初，开始整理杜甫在夔州期间的资料集。在此期间，虽然不得不常常抬起头来，看看这个渐趋紊乱的世界，但只要低头看资料，心头尘便也洗尽了。今年四五月初夏，本来还计划展开一次“杜甫巡礼”之游：先到西安，其后沿杜甫入蜀路线到成都，过后再去奉节，最后由河南偃师折返苏州。既然预想中的旅行近期已无可能，那就索性埋首案头，做一次纸上的访古之行吧。“目因繁处倦，心向注中专。端坐穷今古，披襟见圣贤。”，宋人孙仅的这首《勘书》诗，正可以描述当下的心境。
这独一份的《征旅》创作资料集，进一步聚焦到了杜甫居留夔州的时段，具体做法即以简锦松《杜甫诗与现地学》所附夔州诗编年简目为日期基准（个别诗作有调整），依序排列陈贻焮《杜甫评传》中所评点的夔州各篇（未评点到的篇目也补入），最后再合以古川末喜的《杜甫农业诗研究》。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于四月初完成，一个夔州小宇宙已自混沌中渐次生成。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资料集的完成诚可慰怀也。
编集这份资料集时，也有一些收获，下面就分题来讲述。
《蜀川胜概图》夔州部分的地名勘对
《蜀川胜概图》的夔州部分
不久前，自网络下载了高清版的《蜀川胜概图》，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巴蜀舆地图。这幅图卷被收入清代皇家收藏，与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九歌图》一同收入了《石渠宝笈初编》，珍藏于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辛亥前后，《蜀川胜概图》自清宫流出归日本私人藏家，现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著名的“盖章帝”乾隆在这幅舆地图上留有题识：“近得李龙眠是图，古迹历历可数。”又云：“巴川诸胜，卷中虽次第标举，于徼外阻奥之区，亦未之及，惜不得复起龙眠，一为予诗补图耳。”他推定该图为李公麟所作。
现任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的蓝勇教授曾于1999年《文物》杂志发表了《宋考》一文，经由比对考证该图所标注的地名，考察夔州州治变迁及图中表现的城市规模，他推翻了乾隆的判断，认为“这幅画是1242年至1285年间夔州和奉节县形胜的真实标注。”又依据其他证据，认为《蜀川胜概图》是由南宋画师绘制或临摹仿制。
譬如图中标出的胜己山，为南宋乾道元年至乾道三年（公元1165-1167年）王十朋知夔州时所命名，已可证该图作于南宋。另又有名为“崇庆府界”的标注，崇庆府早前称为蜀州，因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高宗潜藩才升蜀州为崇庆军，后于淳熙四年（1177年）升为崇庆府。李公麟（1049-1106）生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卒于宋徽宗崇宁五年，不可能标注至南宋才有的“崇庆府”地名。这两个确凿证据，排除了《蜀川胜概图》绘者是李公麟的可能性。
《蜀川胜概图》绘有宋代川峡四路的山岳、河流、城堞、宫宇、寺馆、名胜，对很多地理名称都有详细标注。虽然中间阙失了蜀江流经的嘉州、叙州、泸州、渝州、涪州等部分，但夔州部分保留得非常完整。因南宋距离杜甫所在的公元八世纪时间较近，因而具备很高的对比研究价值；依据它提供的线索，庶几可以还原唐代夔州城内外的实际风貌。
图幅自左及右，分别标注有：
《蜀川胜概图》夔州部分下方的地点标注
考查勘对以上标注的地点名称，它们大都与杜甫诗作所提内容相吻合，再经对照简锦松《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杜甫诗与现地学》和古川末喜的《杜甫农业诗研究》，就可推知：
图中“报恩寺”应为五代或北宋时改名，看方位是在卧龙山山麓，结合杜甫大历二年（767年）所作《谒真谛寺禅师》一诗，则唐代该寺寺名很可能就是真谛寺。
另外，图中天宁寺也应该是五代或北宋时的改名。永泰二年秋八月（766年，该年十一月冬至日改元为大历元年），杜甫又曾作《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当时李文嶷秘书来至夔州，暂居此寺，老杜曾去寺中听这位“有得于学禅者”的友人讲论止观。如此，则图中这座天宁寺的前身或即是唐代的始兴寺。始兴寺距离奉节县西市很近，西市靠近长江泊港，生活起居各方面也很方便，李文嶷居停该寺是个很好的选择。
杜甫夔州诗中还有一首《大觉高僧兰若》，句中提及“松林兰若秋风晚”，根据诗文的描述，推断此处兰若应是高僧静修的庵所，或就是上述两寺的下院。相比而言，它是真谛寺下院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位置关系上，真谛寺离杜甫住过的瀼西宅和赤甲宅都更近一些。
杜甫居留夔州时生计状况的经济分析
《东瀼水流域杜诗相关地面示意图》
上面这幅示意图引自简锦松《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第四章第187页。
橘色部分为杜甫瀼西宅旁柑橘林；绿色部分为瀼西田地和在东瀼水对岸的东屯稻田；红色部分是杜甫住过的西阁宅、赤甲南麓宅、瀼西宅和东屯茅屋。从简锦松、陈贻焮、古川末喜三位学者的共同判断来看，所定位置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杜甫自永泰二年二月抵夔州，大历三年正月离夔州，在将近两年时间里，他曾先后四次搬家，先从西阁迁赤甲，后从赤甲又迁瀼西和东屯。杜甫在瀼西宅旁边购入了四十亩果园，种植了千株柑橘树，宅前还有面积不小的菜地；此后，他还督管了夔州使府在东屯的官营稻田。
这里所要讨论的经济分析的问题，要从杜甫的《写怀二首》说起，这首诗写于大历二年的十二月。东屯的稻谷在前两个月已收割完毕。
首联“全命甘留滞，忘情任荣辱”句，杜甫是联想到了《文选》中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他感叹世间之人都在逐利谋生，自问“何处异风俗”，哪里不是这样子的呢？中间“朝班及暮齿，日给还脱粟”一联，意为：如今我已颓年暮齿，挂名检校工部员外郎辱列朝班，也还能领到每日需要脱壳的糙米。接后“编蓬石城东，采药山北谷”一联，意为：我也在白帝城东住着间茅屋，在北边的山谷采药。
第四联“吾亦驱其儿，营营为私实”，意为：我也驱使两个儿子，去为自家奔些私利（私财）。与其一首联的“劳生共乾坤”相对应，杜甫很可能是将该年收获的剩余稻米卖去了集市。此前杜甫又作有题为《锦树行》的歌行（我推定该首作于该年十一月，与简锦松将之定为永泰二年的时序不同，但同样是在秋收过后的晚秋或初冬），诗中有“飞书白帝营斗粟，琴瑟几杖柴门幽”一联。结合着这两首诗就可以推想：杜甫应该是派遣两个儿子将东屯收获的剩余稻米卖去了集市（瀼西有东瀼水的河口集市，奉节县又有西市，两处都可以出售）。处理售卖这些事，老杜自己并不抛头露面，而是吩咐两个儿子宗文和宗武去做的。这年宗文十八岁、宗武十五岁。
杜甫此前应该早有联络谋划，将所售粮食交托给夔州使府或奉节县内负责管理市集的衙官（很可能就是杜甫在夔州结交的友人孟家兄弟，他们一个排行十二，为仓曹，一个排行十四，为主簿），而集市上也必有作为具体售米对象的过境客商或当地米商。儿子们不时回来东屯报告米价的行情情况，杜甫觉得米价可以接受的时候，就飞书一封让儿子们带去城里，让委托人出售。事实上，杜甫初到夔州时就很关心大米价格之类的物价情况，曾向将赴扬州的胡商打听米价的贵贱。推定作于永泰二年（766年）九月的《解闷十二首》其二就描述过这样的举动：“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所以，杜甫早就与夔州的客商多有接触，很可能是将稻米卖给了出入瞿塘峡的商贾估客，而不是本地人，因为这样能售得一个更好的价钱。
此外，其一还有“采药山北谷”句，可以推想，彼时售出的除了稻米，应该还有在山北谷采集的药草药材、四十亩甘林的柑橘和菜地里多余的蔬菜。
杜甫早先旅食长安、避难秦州时就采过药草，以卖药维持生计，寓居成都时也开辟园圃种过药材。在考古发现的唐代吐鲁番文书里，保留有中唐时代药材价格的记录：一个处方六味药各三小两，极普通的生药需要一百文左右，在玄宗时代二十文可买一斗，也就是说一副生药可买五斗米。因此，杜甫那时会采集哪些药材，也使人产生很大的兴趣。
这些经济活动的展开，保障了杜甫一家在夔州的基本生活，在没有优厚俸禄的情况下，就此也筹措到了出峡的旅资。他并非单方面依靠高官朋友如夔州刺史柏茂琳和朋友们的经济援助。即便是大诗人，也不可能脱离实际生活，为了养活自己、求得出路，杜甫必定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了这样的经营活动。居留夔州这段时间，杜甫虽然身体多病，精神上却表现出极为务实的一面，这无疑是表现其人生境遇的很重要的面向！夔州时期是杜甫创作的高峰期，他在诗作中表现出来的精神自立，与他在实际生活中的自立图存完全是一体的，两者并不矛盾。
杜甫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大诗人，其地位一如莎士比亚之于不列颠。但是，大诗人并非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如若整日吟诗作画，生活还无忧无虑，按旧时代的俗语，这样的人就是“依附的门客”，照现代通行的说法，那就叫“被供养的小资”。杜甫首先应该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人，一个嵌入了实际生活空间的凡人。故此，了解他的实际生活状况，乃探入其心灵构造、描摹其性格特点、叙述其行为抉择的关键一环。我的目标，即以小说为载体，努力复原其生活境况的构造机理，进而去探索他内在的丰富的心灵面貌。
文字生涯亦如结网捕鱼，不是网做得越大越好。大而疏空，反而可能连小鱼小虾都捞不着。训练眼目手段才是最要紧。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说得最为恰切:“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所以，在小说创作的路径选择上，须切忌以“以小说注诗”，或者“纯为作传而虚构敷衍”。张大春的《大唐李白》或就有这些个毛病，这部小说篇幅上有些失控，最后写成了漫漶的四卷，实在也是过于冗长。
庚子年四月十二日
于从容斋
撰文丨马鸣谦
校对丨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