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文化素养及其心态研究
蓝武
元朝蒙古族皇帝妥欢贴睦尔年幼时因受皇位争夺之累而先后被贬居高丽和广西静江（今桂林市）等地，得以较多地接受汉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客观上为其文化素养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其文化心态的形成也不无影响。对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文化素养及文化心态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妥欢贴睦尔本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桂林及元朝后期的历史也不无裨益。
一
考察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文化素养及文化心态，有必要首先弄清其出身和经历。
妥欢贴睦尔（1320—1370年），蒙古族，元明宗和世琮长子，元朝末代皇帝，在位时间长达36年。言其出身，《元史》有云：“顺帝名妥欢贴睦尔，明宗之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初，太祖取西北诸国，阿儿厮兰率其众来降，乃封为郡王，俾领其部族。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这则史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三个关于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家庭关系方面的信息：1.妥欢贴睦尔出生于北方；2.妥欢贴睦尔是元明宗和世琮的长子；3.妥欢贴睦尔的生母为罕禄鲁氏，名迈来迪。这一原本清楚无疑的出身问题，却因至顺二年（1331年）文宗等精心炮制的诏书“播告中外”，一时竟成疑案。《元史》曾三次提及此事，兹摘录如下：
《元史·顺帝纪》载：
当泰定帝之崩，太师燕铁术儿与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长，复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宁之北，而立文宗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复正大位。至顺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谗遇害，遂徙帝于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阅一载，复诏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非其子，移于广西之静江。
《元史·顺帝纪》又载：
英宗遇害，正统寝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启大事，于时以地近，先迎文宗，暂总机务。继知天理人伦之攸当，假让位之名，以宝玺来上，皇考推诚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宝。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思欲自解于天下，乃谓夫何数日之间，宫车弗驾。海内闻之，縻不切齿。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业，几于不继。
《元史·虞集传》载：
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刺忒纳答刺为皇太子，乃以妥欢贴睦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元统二年（1334年）.··…有以旧诏为言者，帝不怿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很显然，妥欢贴睦尔出身的疑案当系文宗等精心炮制。[2]（p35）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倘若妥欢贴睦尔果真非明宗之子，那他究竟是迈来迪与谁所生？据权衡所著《庚申外史》载：
国初，收江南归附，时瀛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嬉游至其寺，怜国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与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适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彩气，即物色得之，乃瀛国公所居室也。因问：“子之所居，得无有重宝乎？”瀛国公曰：“无有。”固问之，则曰：“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
权衡此说，显系元末民间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其谬误之处学界已有论评，笔者在此无意妄论。
究其实，妥欢贴睦尔出身之谜纯属元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产物。众所周知，元代党争之炽，世所罕见。远的不说，单从1307年元成宗去世到1333年元顺帝即位，短短26年间，每个皇帝的即位几乎都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生母早逝、生父被害、年幼的妥欢贴睦尔竟也成了牺牲品。从天历二年（1329年）到至顺四年（1333年），从北方的高丽到南方的广西，受制于人的妥欢贴睦尔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徙居流放生活。天历二年（1329年），明宗暴崩”，年仅9岁的妥欢贴睦尔在文宗等人的精心策划下，被徙往高丽，“使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当时的高丽，汉文化较为盛行，妥欢贴睦尔有可能接触到一些汉籍，这应是他真正接触汉文化的开始。在精心策划了妥欢贴睦尔的出身之谜后，文宗等又于至顺二年（1331年）将妥欢贴睦尔移于广西之静江”并派刑部官员哈喇八失陪伴南行，哈喇八失尝受密旨，有侵害帝意’。在广西静江，妥欢贴睦尔寓居大园寺中，在寺中秋江长老的帮助下，他开始了正规的读书生涯，受到良好的汉文化的启蒙教育。秋江长老教他读《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每日写字两张，从而培养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极大兴趣，书法水平显著提高。远离朝廷是非之争的贬居生活，使妥欢贴睦尔受到了传统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熏陶。后来他被召回京师，仍舍不得那些书册纸笔，特意将其藏入小皮箧中锁好，用马驮着带走。大园寺简朴而宁静的生活，也使这位年幼无邪的皇室成员颇有一份眷恋，以致回到大都即皇位后，仍未忘记寺中秋江长老和诸僧的恩情，曾下令舍与该寺常住租五千供之，又改广南西路宣慰司为广西行中书省以示恩宠。值得指出的是，出生于西北藩王之地的妥欢贴睦尔，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难以接触汉文化，后来他之所以能长于书法，工于诗文，精于工艺，应该说与他在桂林大园寺的学习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在桂林两年的贬居生活，虽然简朴且潜伏杀机，但对妥欢贴睦尔文化素养的提高和良好文化心态的形成却有着很大的帮助，对其政治生涯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促使他亲近汉文化，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因而成为元代汉化程度较高的皇帝之一，这是他的政治对手文宗等始料未及的。
二
在流离生活中所受的汉文化教育，使妥欢贴睦尔养成了良好的读写习惯，也使他对汉民族文化具有较强的认同心理。即位后，他“寻诏奎章儒臣侍讲《六经》禁中”，“昭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董缙、许有壬等四人，五日一进讲，读四书五经，写大字，操琴弹古调，常御宣文阁用心前言往行，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焉”。对书法的练习也少有间断，日有所成，常书写大字赐与左右文士儒臣。明徐淮《重修宁寿寺碑》称：“桂林城东南隅，有古刹一区，曰宁寿……元顺帝尝书赐‘圆觉’二大字。”据史载，少年时期的妥欢贴睦尔曾书写“九霄”两个大字赏与近侍胡震宦。即位以后，曾以“明良”两个大字赐典札刺尔，以“庆寿”两个大字赐予“于字画尤精的朵而直班，以“闲闲看云”四个大字赠予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后被模以文梓，饰以云龙”，奉于龙虎山上清正一宫达观堂之阁；又为其师翰林学士沙刺班书其号“山斋”，应吴全节之徒夏文泳之请，为其宫书写“元成宫”三个大字；还以“真草千文碑本颁赐臣下”。由此可见，妥劝贴睦尔的书法作品是相当多的。时人对其书法水平的评价也相当高。曾旁观妥欢贴睦尔作书的胡震宦如是评说：“及见始作字时，落笔如宿习，每精意审订，然后振臂一扫，不复润饰。”王沂所见略同：“臣沂忝待诏宣文阁，窃观皇上运笔之妙，莺翔凤翥，势若飞动，而从容法度之中……天纵之圣，肆笔而成，已见于居潜之日。”陶宗仪也称妥欢贴睦尔书写大字严正结密，非浅学可到”。余阙为他写的几个大字作了一篇《御书赞—书方谷字赐臣毛遇顺》。由此观之，妥欢贴睦尔的书法确实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其高超的书法水平还体现在当时元朝的各种公书文件中。妥欢贴睦尔常亲书诏册、手札，时人传为美谈，受者视为殊荣。譬如，他曾御笔除丑闾为太府太监，虞集为此说道：“国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书造命。其贵者，封以天子之玺而赐之。云汉昭回，龙光舄奕，未有若臣丑闾之亲被御书是也。”至正十三年，“朝廷议立东宫，奉特旨命近臣召欧阳玄，以老疾不至。天子特以御罗亲书墨敕召之，略云：‘即日朝廷有大事商议，卿可勉为一行。’后不书名，但呼元功而已。圣眷之重，亘古莫有。玄即赴京，就以御札装潢成轴以荣之”。妥欢贴睦尔不仅勤于书法实践，且重视书法理论的学习。陶宗仪在论及元代著名书家盛熙明时，曾有如下一段记载：“盛熙明，其先曲鲜人，后居豫章。清修谨饬，笃学多材。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书。至正甲申，尝以所编《法书考》八卷进。上览之彻卷，命藏禁中。”《法书考》重在论述汉字书法，元顺帝曾“览之彻卷”可知他对书法理论颇重研习，而“命藏禁中”，又足见他对书法之偏好。
除了书法，妥欢贴睦尔还喜好和精通绘画。《元史》载：帝暇日欲观古名画，〓即取郭忠恕《比干图》以进，因言商王不听忠臣之谏，遂亡其国。帝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尚也。’”（卷一四三）类似记载在《金华集》卷二五《拔实神道碑》中亦有所录。宋徽宗书画水平甚高，此乃世所公认。妥欢贴睦尔观后称善”，足见其书画功底与欣赏水平。从儒臣们的重重忧虑与说教中，我们亦可窥见妥欢贴睦尔对于书画的耽迷与嗜好。权衡称他“善书画”，看来绝非虚言，只可惜没有绘画作品留传至今。
妥欢贴睦尔对文学也颇有研习。他不仅能诗，且善作文，其汉诗亦多佳作。在叶子奇《草木子》中，即录有他所作“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之佳句。此只言片语所透露出的清丽与幽雅，足以窥见妥欢贴睦尔不凡的诗才。其所作七律《答明主》，诗意不亢不卑，落落大方，被视为一封别致的国书。诗作全文如下：“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丁宁说，春风先到凤凰台。”众所周知，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明将徐达率军北伐，攻克河北诸地，进抵通州。元顺帝退出大都，北走上都。八月，明军入大都。这首仅有56字的七律诗，是元顺帝在大兵压境、走投无路之际写下的一纸投降文书，但字里行间无仓惶颓败之色，显得从容明智，心平气和，其诗才由此可见一斑。在对汉文的理解与运用上，妥欢贴睦尔也不乏其独到之处。史载：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草诏，黜谪太师伯颜。诏文有云：‘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上曰：‘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时字。’时伯颜以飞放为名，挟持皇太子在柳林，意将犯分。诏既成，遣中书平章只理瓦歹，赉至彼处开读，奉皇太子归国，而各支军马即时散去。盖一字之中，利害系焉。”在罢黜权臣伯颜的关键时刻，这一字之改，即争取了许多时间，杨瑀对此深表叹服，足见其汉文造诣之深。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元朝诸帝中，真正具备较高汉文水平的，只有文宗、顺帝二人，这是颇有道理的。
在物理学、机械学、数学、营造学和工艺学等尤面，妥欢贴睦尔也有一定造诣。时人誉为“鲁班天子”。据史载，其建房，“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槛，宛转皆具，付匠者按此式为之”；“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又自制宫漏，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星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者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藕进，度仙桥，达三圣殿，已而复退立如前。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另据《元氏掖庚记》载，其制五云车，“车内五箱，以火树为槛式，乌棱为轮辕，顶悬明珠，左张翠羽，盖曳金铃，结青锦为重（一作层）云覆顶，旁建青龙旗，列磨玉雕银戟五，右张白鸠缉毳，盖曳玉铃，结素锦为层于覆顶，旁建白虎旗，列豹绒连珠枪五，前张红猴毛毡，盖曳木铃，结赤锦为重云覆顶，前建朱雀旗，列线锋火金戈五，后张黑兔团毫，盖曳竹铃，结墨锦为层云覆顶，后建玄武旗，列画干五，中张雕羽曲柄，盖曳石铃，结黄为层云覆顶，建勾陈旗。中厢为帝座，外四厢为妃殡座，每晦夜游范中，御此以行，不用灯烛”。从房屋、龙船、宫漏到五云车，从自画屋样”、“自制其样”、“自制宫漏”到自制五云车，妥欢贴睦尔于工艺学等方面造诣之深，不难想见。
三
妥欢贴睦尔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汉文化水平，而且还养成了较好的文化心态。对皇太子早期汉文化教育的重视、执政之初采取的“文治”政策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等，正是这种文化素养及文化心态的折射和反映。
妥欢贴睦尔本人很关心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汉文化教育，并在皇太子的早期教育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据《元史》卷四二载：（至正九年）壬辰，诏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习汉人文书，以李好文为谕德，归旸为赞善，张冲为文学。”这也是他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在他的关心与影响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文化素养有很大提高，对书法、文学等多有研习。其书法作品见于记载的有“麟凤”、“经训”、“成德诚明”等。对于字画，爱猷识理达腊也颇有识见。权衡在论及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对待宋徽宗字画的态度时曾称；“太子初学书，甚遒劲。其后放荡无拘检，专喜临宋徽宗字帖，谓之瘦筋之书。或告之曰：‘徽宗亡国之君，不足为法。’太子曰：‘我但学其笔法飘逸，不学他治天下，庸何伤乎？’”父子二人皆迷恋于徽宗书画，且其态度也惊人地一致，妥欢贴睦尔对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的影响由此可见。叶子奇《草木子》中录有爱猷识理达腊所作《新月诗》一首，文笔精美，视野开阔，极富想像力。其诗云：“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文化素养的提高和汉化程度的加深，对妥欢贴睦尔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妥欢贴睦尔即位后，“翦除权奸，思更治化”，颇具励精图治的政治抱负。在执政初期特别是在后至元末到至正初的四五年间，他重用儒臣脱脱等人，推行了包括恢复科举、设宣文阁、开经筵、行太庙四时祭、修辽金宋三史、翻译经史书籍、编纂《后妃功臣传》等史书、修订《至正条格》与《六条政类》等典章在内的一系列以文教为主要内容的新政，并否定了右丞相伯颜关于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社会政治风气为之一新，使元朝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后人对他执政之初的“更化”政策多有肯定：“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则终保大位，何至于远遁而为之虏者！”，可见其执政之初所推行的“文治”政策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的，这是他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汉文化水平内化为政治行为的结果，或者说是他良好的文化心态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
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汉化程度的加深，使妥欢贴睦尔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持有一种较为积极的开放心理和吸纳态度。试以他与罗马教廷互派使节为例。1328年，孟德科儿维诺死去，基督教中国教区大主教位置付阙。后至元二年（1336年），一群阿兰人军事权贵联名致书罗马教廷，诉说在约翰死后，“我们没有了管理者和精神的安慰者，虽然我们听说您已经配备了另一名罗马的使节，但是他迄未抵达”。他们请求罗马教皇派遣主教前来，称：“吾等恳求圣上（教宗）遣一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和有聪明才智之使者东去慰吾国人身心，并请催其就道……因吾主（元顺帝）盼能开辟一条迅捷而完好之通道，以便圣上与吾主之间经常互派使节，建立友好。”就在这一年，一个为元顺帝所派遣、包括法兰克人安德鲁等16人的使团，携带着顺帝致教宗书及阿兰官员上教宗书，从大都出发，由陆路西行，于后至元四年（1338年）抵达亚维农，受到了教皇伯涅的克十二世（BenedictXII）的接见。元顺帝专致教皇书称：“长生天气力里，皇帝之皇帝圣旨。咨尔西方日没处，七海之外，法兰克基督教徒之主，罗马教皇。朕遣法兰克人安德鲁及随从十五人至尔教皇廷，设法修好，俾今后对得通聘。仰尔教皇赐福于朕，日祷时不忘朕名。朕之侍者阿兰人，皆基督之孝子顺孙。朕特介绍于尔教皇。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以免飨壁。准此，鼠儿年（至元二年）六月三日，书自汉八里城。”教皇随即派遣了包括马利诺里在内的使团前来中国，于至正二年（1342年）抵达上都，于八月十九日晋仄元帝，向顺帝呈献了一匹骏马。《元史》所载“是月，拂朗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即是之谓。马利诺里记叙勤见元顺帝之隆重场面时称：“大汗看见战马、教宗礼物和用金箔密封的国书，极大喜悦，赞不绝口。对我们尊重备至。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极为精美的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惟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的宫殿朝见大汗。圣歌毕，我为大汗祝福，大汗虔诚领受。然后我们被送至宫馆，止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使团在元都逗留近4年，受到元顺帝的优待。使团1346年离开上都后，途经中国南方，循海道西还。按马利诺里所记，当他们离去时，元顺帝曾要求“我或其他人很快能和一个赋予全权的红衣主教返回来，担任那里的主教”。大元帝国和欧洲国家间以宗教为媒介而展开的交往活动，既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也密切了双方的经济联系。
四
注释：
⒈此信写于1336年7月11日，见A.穆尔《一五五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283～284页。参见顾卫民著《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6～17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