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酒器在等级礼制中占有特殊地位。爵、尊这样的酒器之名，遂变成人的等级地位用词。“爵”是最重要的品位之名，“尊”是最基本的身份地位之词。酒爵（与酒尊）等级用于维系人之尊卑。
《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近期在三联书店出版。经精细考辨，作者梳理了“爵”之概念变迁，揭示出“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遂将五等之差与“以小为贵”等典礼用爵的等级架构公诸于众，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礼制得见天日。
一“道在器中”：饮酒礼器的等级功能
“尊”字一词二义：“尊”是盛酒器的通称，字形是手持酒尊之象；“尊”又是最古老的身份用语，在“尊卑”这类词组中与“卑”构成两极。还有一个“爵”字与之类似，也是一词二义：“爵”是饮酒器的通称，字形是手持酒爵之形；又是最古老的位阶用语，用为封爵之“爵”。“尊”“爵”恰好都是酒器之称，又是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等级身份之辞。这透露了什么历史信息呢？
商代的酒器，在青铜礼器中可以占到2/3甚至3/4，首屈一指。在商周时代，尊、爵二者在标识身份、展示地位上发挥过特殊作用，成为权力财富的物化标识，这在汉语史上，就造成了上述的一词二义。而在制度史上，这又提示人们，在原生性社会，或者说在“前行政化时代”，成熟的爵秩品阶尚没有发展出来，这时候区分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借助于“物化”与“可视”手段，一些特定物品，由此发展为“原生等级标识”。至于哪些东西会成为“原生等级标识”，则跟社会特点与文化特点相关。
低等动物的“身份”区分，往往体现于职能分工，如工蚁、兵蚁、雄蚁与蚁后之分工，工蜂、雄蜂与蜂王之分工。高级动物如猴群，其“身份”形态就接近人类，呈现出尊卑高下之别了。当然进入现代后，社会又有了两种类型，一类职能分工的分量较重，一类地位高下的分量较重。传统社会则都是地位高下占主导，自初就刻意利用各种物化可视的方式，来强化尊卑高下了。
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其一生的渴望就是通过杀人获得特殊装饰：第二次杀人后可使用朱古力色的领带，第四次杀人后可穿着血红色裤子，达到六次，便可穿着全套血红色衣服,带一个红色袋子了。非洲南罗得西亚的恩德贝勒酋长国，国民分三等，第一等赞西人可以戴鸵鸟羽毛的头饰，赞西人和第二等恩拉人可以穿猿猴和山猫皮与尾巴制成的短裙，第三等洛兹维人则全都不能。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爵爷们，用帽子上的貂皮、金环、金叶片、银环与银球的数量，来区分爵级。
侯外庐有一个独到看法，他说尊、彝、鼎、爵这样的礼器，本身就是制度，“道在器中”：“‘礼’是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礼所以别贵贱’，‘礼者别贵贱、序尊卑者也’。这一种制度，藏在尊爵彝器的神物之中，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代替了古代法律，形成了统治者利用阶级分化而实行专政的制度。
这种权利义务专及于一个阶级的形式，完全是为了周代氏族贵族而设的一套机械。礼器的名称的总概念叫做尊、彝、鼎、爵，所谓‘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就指贵族的专政。……其实‘器’表示古代的专政制度，‘道’表示统治者的权力思想。‘道’‘器’一源，‘道’更在‘器’中。”
“礼”是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贵贱尊卑之道体现在礼器之中，这个论述，对“周礼”之特点，是一个很好的揭示。中国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由“俗”而“礼”、由“礼”而“法”的路线。原始风习是“混沌未分”的。“法”的核心则是一整套“纯粹的”、专门化了的法律条文。居于“俗”“法”二者之间的“礼”，仍保留了“俗”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仍是风习、道德、礼仪、宗教、政制、法律的混融物。
“礼”中含有道德、正义，但它不同于“抽象”的思想体系；“礼”中含有制度，但它也不同于“抽象”的正式法规。“形而下者谓之器”，“礼”有形有象，它在更大程度上，要通过礼物、礼器、礼数及礼仪行为，来发挥功能。作为礼器的尊、彝、鼎、爵，寄托了权力思想，对应着等级地位，相当于具象的制度。“尊”又指身份，“彝”又指法律，“鼎”又指政权，“爵”又指位阶，权力思想和等级制度，蕴含于那些青铜礼器的物理形态和使用方式之中，即蕴含于物化、可视的方式之中。
“尊”是青铜礼器之通称，也是青铜盛酒器之通称，又用以指示身份、表达崇敬，“尊敬”“尊崇”“尊贵”“尊礼”“尊仰”以及“定一尊”等等用语，至今仍在常用语汇之列。当古人环顾各种事物，涉身各种场合时，不是别的什么器具，而是青铜礼器，尤其是青铜酒尊，在其心中唤起了最强烈的尊贵之感。这是怎么唤起的呢？或者说，如何利用酒尊来制造尊贵之感呢？试述如下。
二崇高富丽与以小为贵
《说文解字》：“尊，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以待宾客祭祀之礼”。大小篆的尊字像双手捧酋，酋从酉。苏秉琦认为，“酉”字源于原始时代的尖底瓶，原是一种盛酒礼器。朱凤瀚则把“酉”字追溯到了商代的大口折肩尊。王国维称“尊、彝皆礼器之总名也”。又马衡：“礼器之总名，古人概曰尊彝。有合称尊彝者，有单称尊或彝者”，“《礼经》称盛酒之器皆曰尊，犹之饮酒之器皆曰爵也”。综合相关论述，“尊”，第一是礼器之总名，第二是盛酒器之通称。本文随后对“尊”的叙述，将兼指青铜礼器、青铜盛酒器。
“尊”字有崇高之义，文献可征。如《易传·系辞上》：“天尊地卑”；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屋太尊……此宜卑。”“尊”字的这类用法，都是就视觉高度而言的。正如“崇”字的字形像山峰之高，“高”字的字形像台观之高一样，尊字的崇高之义，与酒尊的高耸外形不会没有关系。三代时的堂室布置很简洁空旷，尚没有后世的那些桌椅橱柜，主要的家具只是席与几，主宾又是席地而坐的，这样一来，高耸的青铜重器就更为醒目了。典礼上的酒尊往往成对使用，墓葬中也屡有对壶出土。张懋镕：“那么宏伟的一对酒壶耸立在那里，其地位不言而喻。”
高耸的器具不独酒尊，独独酒尊孕育出了一个尊卑用字，则除了“高耸”之外，酒尊还有更多特殊之处。周朝分封诸侯，往往伴以青铜重器之赐。“器”而称“重”，便因高大贵重而来。包括酒器在内的青铜重器多寡，与商周墓主的身份贵贱成正比。这些重器，是在祭祀、宴飨等隆重场合展示出来的。段玉裁：
凡酌酒者必资于尊，故引申以为尊卑字，犹贵贱本谓货物而引申之也。自专用为尊卑字、而别制罇樽为酒尊字矣。《周礼》六尊：牺尊、象尊、箸尊、壶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宾客之礼。……飨礼、食礼亦必用尊，故约之曰“以待祭祀、宾客之礼”。
“贵贱本谓货物”，这个货物不是指一般物品，而是特指某人所拥有的财富，贵贱是用财富来衡量的。树比酒尊更高，山比酒尊更高，但人们不说“树贵”“山贵”，却说“尊贵”，便因为树、山不是个人财富。财富还包括各种木器、石器、玉器、陶器，还包括车马冠服等形形色色的器具用品，“尊”为何一枝独秀、技压群芳呢？因为“尊”是青铜礼器，青铜礼器代表了商周工艺的最高水平，代表了商周美术的最高成就，在物质生产与文化创造上都具划时代意义。
在祭祀、宴飨等用酒场合，形制雄伟、纹饰富丽的牺尊、象尊、箸尊、壶尊、大尊、山尊之类分外夺目抢眼。“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寝兕伏虎，蟠龙连组”，就是权势地位的绝好炫耀。概括说来，青铜礼器不但“高耸”，而且“高贵”。
青铜酒尊的高耸外形，赋予了“尊”字以崇高之义。然而事情还有更复杂的地方，根据礼书，酒器的使用反而是“以小为贵”“以下为贵”的。酒器“以小为贵”，说见《礼记·礼器》：
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
郑玄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献，子男之飨礼也。壶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闻也。
“以小为贵”的原则涉及了两样酒器：庙祭所用的饮酒器，飨礼所用的盛酒器。在宗庙祭祀时，饮酒器依献酒者之贵贱，而有爵与散，觯与角之别。郑注“一升曰爵……”那段话出自《韩诗》学派的传述。据《韩诗》所述，贵者所用的爵仅容一升，贱者所用的散可容五升；尊者所用的觯仅容三升，卑者所用的角可容四升。孔颖达疏因云：“是尊者小，卑者大。”尊者的饮酒器反而较小，卑者使用的饮酒器反而较大，由此体现了“以小为贵”。
再看盛酒器。飨礼上使用的盛酒器有三种，缶、壶、瓦甒。瓦甒最小，仅容五斗，供国君饮用；壶大一倍，能容一石，供卿大夫饮用；放在门外的缶，容积最大，供堂下站立的士饮用。缶的容积，礼书失载，史无明文。孔颖达疏推测说，“近者小则远者大，缶在门外，则大于壶矣”，是所谓“小尊近君，大尊在门”。
王夫之径云“（缶）当倍壶，容二石也”。又，在燕礼上，国君使用的两个瓦大（即瓦甒），与卿大夫使用的两个圆壶，是并排摆放在一起的，其大小对比就更显眼了。可见除了饮酒器，尊者的酒尊也是比较小的，盛酒器也是“以小为贵”的。此外在饮酒礼上，还会依献酒对象之贵贱，而换用大小不同的饮酒器。《仪礼·大射仪》：
主人洗、酌，献士于西阶上。士长升，拜受觯，主人拜送。
郑玄注：献士用觯，士贱也。
贾公彦疏：言“献士用觯”，对上献大夫已上觚。觚二升，
觯三升，用大者贱，用小者尊，故云“士贱也”。
那么请看：向大夫献酒，用二升之觚；向士献酒，换用三升之觯。是献尊者则用小爵，献卑者便换用大爵。又《仪礼·燕礼》也有“献士于西阶上”与“拜受觯”的礼节，与大射礼类似，根据郑玄注，这仍是“献士用觯，士贱也”之意，同于大射礼。
“以小为贵”的观念从何而来呢？周人对酒又敬又怕。周初统治者就发布政令，把商朝灭亡归结为“惟荒腆于酒”，把周朝兴盛归结为“不腆于酒”；申明“饮惟祀”，酒是用于祭祀、敬神敬祖的；规定日常活动“无彝酒”“罔敢湎于酒”；要求臣民培养节制的酒德，“德将无醉”。相应地，一种新奇的酒器礼制应运而生。它被设计成这个样子：饮酒器容量五等，分别为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以小为贵”；盛酒器容量三等，分别为五斗、一石、大于一石，亦“以小为贵”。以节酒为美德的观念，逐渐形成。权贵们须为人表率，在饮酒时身先士卒，带头少喝；而饮酒时用小爵，就跟权贵身份联系起来了。
其实在很多时代，包括当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都不是上等人的做派。若酒爵较小，浅尝辄止，贵族风度、节制美德便宛然在目了。除了饮酒，吃饭亦然，“三饭而止，君子食不求饱”，也是一种贵族风范。可参看《礼记·礼器》：
有以少为贵者：……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
郑玄注：一食、二食、三食，谓告饱也。食力，谓工、商、农也。
孔颖达疏：尊者常以德为饱，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辄告饱。……食力，谓工、商、农，庶人之属也。……此等无德，以饱为度，不须告劝，故飧无数也。
天子吃完一道饭，随即“告饱”，宣称吃足了。这是“天子一食”。诸侯两道饭告饱，大夫士三道饭告饱。至于“食力”者，即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匠、商人、农夫，可以一直吃到真饱为止，无须“告饱”。孔疏解释说，这就是有德与“无德”的区别。吃得越少，越显风度。礼制刻意设计成这个样子：让你感觉“贵族以节制为荣”。
尊者使用较小的盛酒器，还可以显示专有、独占。大夫、士的酒尊是众人共用的，容量较大；国君的酒尊仅供个人专用，其小巧的外形，反有“一人独尊”之效，更具尊贵感。现代社会也有“以小为贵”的现象，例如，吃小灶的是一等人，吃大食堂的又是一等人；小轿车接送的是一等人，挤公交地铁的又是一等人。
还须指出，尊者的酒爵虽然较小，装饰却更为精美。天子、国君之爵，以玉为饰的称“玉爵”，以瑶为饰的称“瑶爵”，以璧为饰的称“璧角”“璧散”，以象骨为饰的称“象觚”。至于大夫、士所用之爵，就只有疏刻，而无他饰，简陋得多了。还不能忽略，酒尊之“尊”固然有崇高之义，但其摆放却是“以下为贵”的，即，摆放得越矮反倒越高贵。《礼记·礼器》：
有以下为贵者：至敬不坛，扫地而祭。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为贵也。
郑玄注：废犹去也。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如今方案，隋长局足，高三寸。
▲1．龙纹禁，西周。2013年宝鸡石鼓山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2．龙纹禁，西周。1928年宝鸡戴家湾出土，天津博物馆藏。同上书，第274页
▲3．龙纹禁，西周。1901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同上书，第251页
棜、禁是摆放酒器的长方形箱式器架，从出土青铜实物看，也是相当精美华丽的。“天子、诸侯之尊废禁”，是说天子、诸侯的酒尊不用器架。“大夫、士棜、禁”，根据郑玄注，应理解为大夫用棜，而士用禁。棜也称“斯禁”，斯禁是无足的；士用禁，禁有足，高三寸。
天子、诸侯不用斯禁、禁，其酒尊是直接放在地上的，那就很矮了。大夫的酒尊放在斯禁之上，摆放效果就高得多了；士用的禁有三寸高的足，比大夫的器架又高了三寸，而且其饮酒的缶体形更大，因而更为显眼。身份越高，供其饮用的酒尊摆放得越矮，越不显眼，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夫之有一个很迂曲的解释：“禁，承尊架也。人君之尊，或用舟，或用丰，皆如盘就地措之，不用禁。‘禁’之为言‘戒’也，君尊，不敢施戒焉。”王夫之释“禁”为“戒”，这是袭用郑玄了。《仪礼·士冠礼》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王夫之意谓，此物之所以称“禁”，其寓意是“戒”，即要求使用者节酒，然而对国君是不能施戒的，所以国君的酒尊就不使用禁了。
可是郑玄这个“禁＝戒”之说于古无征，跟汉儒的“觚，寡也，饮当寡少”，“觯，适也，饮当自适也”，“角，触也，不能自适，触罪过也”，“散，讪也，饮不能自节，为人所谤讪也”相去不远，都是借助音读率易引申。由于对国君不能施禁，所以就把他的酒尊摆在地上这个论点，殊不足信。
对酒尊的摆放“以下为贵”，前人的解释不如人意。那我来做一尝试吧。古人席地而坐，器物放置得低一些，拿取就方便一些。查阅汉代画像砖石中的宴飨场面，以及汉代壁画中的宴飨场面，餐具与酒具通常都放在地上。若比较春秋以上与秦汉以来的墓葬，就会有两个时代之感。后者早已不拘泥古礼，社会风气高度世俗化了。由此推知，把餐具与酒具放在地上，在汉人心目中是最便利、最随意的做法。顺便说，当代日本民居，往往仍是席地而坐；物品在地上随意放置，也是常见的景象。
从战国宴乐图所见的春秋饮酒场面看，酒尊或放在地上，或放在有足的架子上，两种情况都有。架子的形状类似于俎。酒尊放在架子上，就便于站立酌酒，不必弯腰，这是比较适合于立饮，适合礼书所描述的那种主宾频繁移动、彼此献酒的场面的。
至如国君宴请臣下的燕礼，跟大夫相互宴请就不相同了。据礼书所记，在燕礼进程中，国君在席地而坐之后，基本不用起身，他委托宰夫承担献主，代替他频繁走动，与来宾献酬。在这时候，供卿大夫饮酒的两个方壶放在斯禁上，以便主宾站立酌酒。
士在堂下站立，供其饮酒的缶就需架得更高一些。供国君饮酒的两个瓦大放在国君对面，把它们直接放在地上，而不是高高架起来，这是最让国君感觉舒适的摆法，因为这样摆放，与国君席地而坐的姿态相符，与国君视线的高度相符，也同国君日常闲居时的习惯相符。就是他人看来，摆在地上的瓦大与安坐席上的国君，在视觉上也最为协调。
我这样悬想国君的态度：我是主子，哪怕宴请臣下，一切布置都要让我最便利、最舒适，包括我那两个瓦大的摆放；你们是奴才（“臣”），来我家做客，斯禁上那两个方壶，既代表我一己的显赫，也代表我施给你们的恩惠。可以认为，把礼宾的两个华丽方壶置于华丽的斯禁之上，是用来炫耀的；把一己饮用的瓦大放在地上，是用来提供舒适的。除了前者，后者也是特权：只有国君（及天子）才有资格在燕礼上安坐如山，怎么舒适、怎么便利就怎么待着，随心所欲，卿大夫士全都不能。
可见，可视化等级标识之发挥作用，不仅仅有“线性”的方式，还有各种微妙精巧的方式。酒尊以“尊”为称，也就是以高耸为称，但其使用又是“以小为贵”“以下为贵”的。大者贵还是小者贵，高者贵还是低者贵，均须具体分析。酒器等级礼制与现行等级秩序的配合，在各个细节上各有洞天，异彩纷呈。
三陈设曰尊与奉酒以献
《说文解字》：“尊，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廾”是双手捧物，在“尊”字中所捧的就是酒尊。“廾以奉之”是一个动作，表明了“尊”字也用为动词。“尊”是个什么动作呢？首先是陈设礼器的动作。
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有自名为“飤鼎”“头鼎”“用戈”“龢锺”“歌锺”“行锺”“盥缶”“盥匜”等，也有自名为“尊缶”“尊盘”“尊匜”的。唐兰认为，器名之前的限定词之异，涉及了器物的功用之异：
称为“尊缶”“尊盘”“尊匜”等器，跟“盥缶”“盥匜”，显然是有区别的。凡称为“尊”的器，是指在行礼时放置在一定的位置的器。《左传》昭公十二年说：“以文伯宴，樽以鲁壶。”《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郑玄注“置酒曰尊”。胡培翚《仪礼正义》说：“置酒谓之尊，犹布席谓之筵。皆是陈设之名，非谓酒器。‘侧尊一甒醴’，犹言特设一甒醴耳。”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鼎在铭刻里有时称为“尊鼎”，可见即使并非盛酒之器，也可以称尊，“尊鼎”等于是陈设用的鼎；“食鼎”则是食用的。“尊缶”“尊匜”是陈设用的缶和匜，“盥缶”“盥匜”则是盥洗用的。这正如在锺里面，有“龢锺”“歌锺”“行锺”之别。功用不同，名称也就不同。
“尊”为“陈设”之意，在古文献中有很多例子。除了唐兰上文列举的那一例，又如《仪礼·士冠礼》：“尊于房户之间”；《士昏礼》：“尊于室中北墉下”；《大射仪》：“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士虞礼》：“尊于室中北墉下，当户，两甒醴、酒”。这些“尊”字都是动词，指的都是在典礼上陈设酒器。所以“尊＋器名”，也表明此器是在典礼上用于陈设的。
对器物自名现象，后来学者又提供了更多分析，进一步显示自名中的限定词涉及了此器的特征、性质、用法。诸如“尊缶”“尊盘”“尊匜”“尊簋”“尊鬲”“尊壶”“尊罍”“尊霝”“尊盉”之类自名，若依唐兰之说，都是陈设于行礼场合的器物。虽然也有学者觉得，这些器名里的“尊”字只是尊、高之意，类似“宝鼎”之“宝”。不过尊、高与“陈设”其实并无矛盾。强调其尊、其高也就是强调观赏效果，也就表明了此器不是用于“食”“盥”等等的实用器具，而是用于陈设以供观赏的器具。
黄盛璋赞成唐兰的意见：“同一人所作之器，即有一称‘宝×’，一称‘尊×’之例，可证尊器仅表示其器尊贵，与用途无涉”，“至于对称时如蔡侯两缶，一称蔡侯盥缶，一称蔡侯尊缶，称尊缶的可能是表示此缶行礼时可用于陈列，所以较为尊贵，而称盥缶的则为一般用器，不用于行礼时陈设，以别于用作礼器之尊缶”。
若同一形制的两件器物或“尊”或否，那么称“尊”的那一件显然就是用于陈设的，“蔡侯尊缶”“蔡侯盥缶”便是一个好例子。黄盛璋进而推论：“按‘尊’字为双手奉酒器之象，当象在宗庙祭祀中奉酒敬神，本意实为动词，解为酒器系由此引申而来，至尊贵意则更由宗庙祭器引申。”“尊器”陈设于隆重典礼之上，典礼的隆重程度，决定了那些礼器、酒器的尊贵程度。
《说文解字》释“尊”为“廾以奉之”，目的是“以待祭祀、宾客之礼”。谭戒甫也认为“尊”是奉酒之意，但他所强调的不是奉酒之器，而是所奉之人，即奉酒致敬的对象：“按酌酒实尊，必双手奉上以示敬，引申为凡尊敬之称。”作册夨令簋：“尊俎于王姜”，“用尊事于皇宗”；殷器其卣：“王□尊文武丁。”对这三条铭文，谭戒甫指出前一个“尊”就是“待宾客”，后两个“尊”就是“待祭祀”。
这样，就把《说文解字》所说的“以待祭祀、宾客之礼”，从“人”的方面具体化了。无论是以酒奉生人，还是以酒奉鬼神，都属“尊礼”，被奉酒的对象也就是“尊者”了。礼器之所以称“尊”，源于奉酒以献；人之所以为“尊”，也来自奉酒以献。春秋礼制又有了不小发展，很多物品都被等级化了。在祭祀、宴飨之礼上，不光要奉酒，也会奉食，奉食所使用的鼎、簋、豆等食器，也有等级差异，可以区别尊卑。
何休云：“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周礼》又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这“鼎十有二”，据郑玄说包括“牢鼎九，陪鼎三”。这就形成了一个列鼎等差。“列”既有“组合”之义，也有“陈设”之义。列鼎的研究者提出，天子之所用鼎，可能如《周礼》所云最高为十二鼎；西周末及东周以来，卿士、诸侯最高也用九鼎（有时还有陪鼎）；鼎与簋是搭配使用的，如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之类。又如豆的使用，同样等级鲜明。《礼记·礼器》：
“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同书《乡饮酒义》：“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由此可见，食器的等级性也很鲜明，那么，为什么酒尊独“尊”呢？为什么古人说“尊卑”却不说“鼎卑”“豆卑”呢？一言以蔽之，就因为“尊”这个词是商族造出来的。一个统计显示，晚商时酒器占青铜礼器的70%弱。另一统计显示，殷墟四期青铜礼器中的酒器占比，第一期为79%，第四期为69%。商人嗜酒，可见一斑。所以是从酒器之名而不是食器之名中，派生出了“尊”这个身份用词。
学者指出：“从出铜礼器的成批墓葬材料中可以看到，西周早期以后，礼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酒器则相对地减少。到了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最常见的礼器是鼎、簋、盘、匜、壶五类，鬲、甗、豆次之，酒器则居于更次要的地位”；“西周中叶以前，酒器的比重较大，可以说是‘重酒的组合’。西周中叶以后，酒器减少，食器增多，逐渐变为‘重食的组合’”。周初“限酒令”看来相当有效。＋“重酒的组合”体现为“爵＋觚”组合，“重食的组合”体现为“鼎簋”组合。
“鼎”成了政权的象征，成了一个政治符号。但人们依然说“尊卑”而不说“鼎卑”，究其原因，就是商人是文字创造者，他们先行把酒尊之“尊”引申为尊卑之“尊”了。这就是“先下手为强”的道理。说到这里，难免有人会这么想：若周在商前，或商前无周，没准儿“尊卑”这个词真会变成“鼎卑”的。
但仍要指出，在出土实物中，西周中期后，酒器数量远不如食器这样一点，能证明食器使用频度高，但不能证明酒器不尊贵。周统治者要求“无彝酒”，即日常生活中不得纵酒。酒不喝也死不了人，一日两餐则不能少，天天都得吃饭，所以食器比重大，酒器比重小。但祭祀、礼宾之时，酒仍不可或缺，因为在祭祀与礼宾之时，奉食远不如奉酒的致敬功能强大。
众所周知，以酒致敬是各个社会的普遍习俗，古今中外大抵如此。那绝非偶然，而是酒精（乙醇）麻醉神经、刺激大脑的强大功能所决定的。饮酒所造成的兴奋欣快，至今没有任何一种食品可以相比，除了毒品。饭食更难以相比，无法取而代之。如果你经常参加宴请，就会发现有酒或无酒，气氛判然不同。对这一点，早在原始社会饮用自然果酒的先民那里，就已充分感知到了。
所以周朝酒器的等级意义，我认为并未衰颓，整齐精致的酒器等级制是在周朝衍生出来的，便是明证。只有祭祀、礼宾时才能饮酒，反将造成“物以稀为贵”，变成偶或一遇的盛会。不但酒器有等级之别，就连酒本身也有等级之别。不同种类的酒也是尊卑各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