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阿妍
1978年，黄克诚因为坚持正直无私的原则被推荐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他采取了严苛的态度来处理部属和家人的事务，目的是希望为党风建设开头，提升党的素质。
1980年，有群众向中纪委“举报”华国锋，黄克诚得知后写信给华国锋，详细描述了群众反映的这三件事情，并派人前去调查。
在调查员启程前，黄克诚告诉他们：“这次调查你们要大胆进行，无论结果如何，后果都由我黄克诚承担。”
那么这三件事情是什么呢？最终有何结果？
黄克诚的奋斗历程
黄克诚从9岁开始进入私塾学习。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只能靠亲友资助才能完成学业。黄克诚做事认真，知道家里辛苦，所以在学习方面也一丝不苟。
最终，他在20岁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这里，黄克诚开始接触外来思想，对事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社会的理念，并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5年，黄克诚急切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在此期间，他为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奔波努力，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6年初，黄克诚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在广州举办的中央政治研习班学习。他利用这个机会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
到了1928年，黄克诚已经完成了研习班的学业，匆忙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第八军任营、团指导员。他的坦率和正直使他赢得了全团战士的支持。
在部队中，黄克诚可以说是领导们眼中的“刺头”，他坚守底线，敢于得罪领导，让士兵们心惊胆战。他勇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即使身份只是一个支队政委，也敢于直言不讳地反对上级决策。
因为他只追求真理，敢于直言的性格，他遭受了队内的排挤，曾经被贬职到军团部担任秘书，甚至差点因此丧命。
1931年的富田事变中，黄克诚因坚决反对清除红一方面军成员的名单，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危及生命。幸亏彭德怀亲自到场并为他求情，才避免了黄克诚丧命的危机，但他又一次丧失了师政委的职位。
可以说黄克诚在事业上经历了风风雨雨。每次因为反对上级而被撤职，但他常常凭借自己的能力重新回到岗位上，导致他在岗位上频繁调动。
毛主席的指派
毛主席了解到黄克诚的个性，因此他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决定发动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向东北局下达指示：“请黄克诚尽快结束工作，率干部随东北野战军南下，并安排其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和天津市委书记。
这是毛主席亲自任命的第一次。不久之后，毛主席又进行了第二次任命。
鉴于黄克诚在天津取得了卓越的政绩，毛主席决定让他返回湖南主持地方的党政军工作，并给予黄克诚非常大的支持。
黄克诚回到湖南后，首先清理了当地的匪患，还肃清了残余的国民党力量，然后开始准备“土地革命”。
此外，他还协助中央实现了对朝鲜战争的援助等多项工作。
1952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后勤部，毛主席再次考虑黄克诚。
黄克诚为党做出的贡献都记录在档案中，这也是为什么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黄克诚被封为大将的原因。
1980年，有群众向中纪委“举报”华国锋，反映了三件事情：
首先，华国锋视察江苏时搞戒严，影响了交通，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
其次，有人把华国锋在党校汇报工作时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馆展览；
第三，山西地方政府在华国锋的家乡山西交城修建了故居和陈列馆。
黄克诚得知这些事情后认为不能放任不管，应该调查清楚。然而他同时意识到这涉及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因此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必须注意维护党的团结。
因此，黄克诚让工作人员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群众反映的这三件事情。同时，黄克诚决定派人前往这三个地方进行调查，确认事情的真实性。
在调查员出发前，黄克诚严肃地说：“去了之后，大胆调查，不用担心，无论结果如何，后果都由我黄克诚负责！”
为什么黄克诚会这样说呢？
首先，华国锋是最高领导人，黄克诚这样说可以让调查人员消除顾虑；
其次，黄克诚了解华国锋的为人，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交流并听取不同观点的领导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做出了“少宣传个人”的决定，因此黄克诚相信华国锋肯定会合作和理解。
果然，黄克诚的想法得到了证实。调查小组成员还未出发，华国锋就给中纪委回信，承认这三件事情，并对它们进行了处理。
华国锋给江苏省委打电话，谴责他们的行为是不正确的；
华国锋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把那把椅子撤走，不要展览；
华国锋向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交代，要他们立即停止修建。值得注意的是，山西交城并不是华国锋的家，目前修建的是他哥哥的房子，但华国锋仍要求停工。
对于群众反映的这三件事，华国锋的立场非常明确，并且处理得当。
黄克诚得到华国锋的回复后非常赞赏，他指示工作人员：“调查小组不需要去了，但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黄克诚让工作人员在《党风党纪》刊物上刊登华国锋的信，并建议中央发出一封信，提醒全党避免新的“个人崇拜”。
杨勇请客吃饭，黄克诚如何处理？
1980年1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发生干部调整，李达和张才千将离开总参谋部，杨勇作为总参第一副总长为他们设宴送行，并欢迎新调到总参的张震。他们选了一家较高档的京西宾馆，花了400多元公款购买饭菜和酒。
那个年代，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有三四十元，有人将总参手拉手的饭局向中纪委举报，黄克诚听到后非常愤怒。黄克诚立即指示进行调查，并表示无论牵涉到谁，他都要追查到底，务必解决问题！他还愤怒地说：“谁提建议谁出钱！”
调查发现确实是杨勇和张震使用公款，杨勇一开始不理解，认为黄克诚小题大做，黄克诚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连屁股都摸不得了？”杨勇无话可说，直接去了黄克诚的办公室，承认错误，请求停止调查。
后来，杨勇用自己的工资补上400元，写了检讨，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才算了结了此事。
张震回忆说，事发初期，总参有很多人想找中纪委求情，表示愿意共同承担责任，补齐饭钱。但黄克诚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越是老部下，越要严格管理，否则怎么能让人信服？”张震自此便更加尊敬黄克诚。曾任总参副总长的何其宗也深刻记得这件事，回忆道，此后他在总参工作从未使用过公款。
黄克诚不仅对干部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家人同样严格要求。
1949年1月，黄克诚担任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的侄儿找到他，希望他能为自己安排一份工作，这样叔侄两人才有机会见面。黄克诚见到侄儿后非常高兴，询问了家里的情况，然后问黄开衡有什么要求。
黄开衡说希望叔叔为自己在长沙找份工作。黄克诚问：“你的学历如何？”了解到侄儿只读过一年书后，黄克诚表情深思地对黄开衡说：“大哥和大嫂对我有恩，我非常想念他们。但是，你的文化水平太低了，适合做什么工作呢？我认为你还是去煤矿工作吧。”
作为那个时代的地位如此之高的人物，黄克诚完全有能力为侄儿安排一个有趣且稳定的工作，但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建议黄开衡去煤矿工作。黄开衡不同意，坚决表示要继续读书。黄克诚说：“读书？好！你可以去湖南革命大学考试。”
隔天，黄开衡参加了考试，但由于只读过一年书，没有通过考试。黄克诚当时也担任着湖南革命大学校长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侄儿开绿灯。
不仅对侄儿如此，对自己的子女，黄克诚同样严苛要求。他给子女们立下了很多家规，多次叮嘱他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不能依靠他的关系或后门。
黄克诚的小女儿黄梅回忆说：“我们兄妹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外婆亲手缝制的，公家的车我们连坐的机会都很少。我小时候常生病，每次都得坐三轮车去看病。记得有一次发烧，雨天坐着挂着油帘子的三轮车去医院的情景。”
黄克诚在40多岁以后才有了小孩，尽管是“老来得子”，但他对孩子们的要求同样严格。他给他们订下了很多家规，其中有两条是：不允许动用公家车辆；不许工作人员替代自己办事。
1980年，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那时候举办婚礼的奢侈已经在社会上盛行，大小城市都会使用轿车接亲。工作人员建议使用专车迎亲，但黄克诚果断拒绝了！他说：“小小年纪，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为什么非要开小汽车摆阔气呢？”
最终，黄晴还是骑自行车接回新娘。他们家不请客，不收礼，只是全家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个饭，简单办了个喜事。
黄克诚是一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的将领。他一生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将一切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可以说他是时代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