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言英才居成
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指定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一人，组成中共红四军前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是年11月2日，红四军收到迟到了5个月的中共中央6月4日来信，信中指定朱德为红四军军委书记；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5人组成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边界特委（书记谭震林）和红四军军委统辖于前委。
红四军原军委书记陈毅，现在一下子连前委委员都不是了，会有何想法？30年后，谭震林说：“陈老总向来能上能下，不计较工作大小，有事干就行。”他先是担任前委秘书长，后调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任秘书长。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兵头头”。
1929年1月前后，井冈山地区连降大雪，天气奇冷。加上敌人封锁，红四军衣食非常困难，全军守在山上难以维持。于是，前委于1月4日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原红五军的部队（此时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及红四军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由朱德、毛泽东、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寻机歼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会剿”。
从下山到大柏地战斗打响，红四军主力厄运不断。打大余城，先胜后败，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部队撤到南雄乌径，刚要宿营，追兵又逼近。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只好日夜东行。在平顶坳与追兵接火，有不小的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全军覆没。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腿部中弹。陈毅在夺路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即把大衣向后一抛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自己才快跑脱身……后来，陈毅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个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在这“最困苦的时候”，本来在坚持井冈山边界斗争的问题上就有分歧的红四军前委，如今又有了要不要分兵的意见分歧。为了解决给养和宿营的困难，不少人认为部队有必要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和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二十八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三十一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必要时，军长朱德、军党代表毛泽东分别率领一、三纵队行动。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围绕这件事，在罗幅嶂前委会议上发生了“朱毛之争”，但争而未决。
一个星期后，部队在“打圈子”行军中，3000多人吃饭很困难，目标很大，不少干部坚决要求分兵活动，希望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觉察到，如果开会，分兵则可能成为多数人的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并对由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也置之不理。为了应付紧张情况，指挥便捷，毛泽东提出，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可以“暂时停止办公”，军委的机关改为政治部，毛兼政治部主任。
这样一来，前委书记、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一人兼任。毛泽东不仅有了主持前委决定各种重大问题直到指挥部队之权，有党对军队干部实行配备和领导之权，有各种政治工作之权，而且有了经济没收和分配之权、在地方建政之权。通过兼任这三个要职，党权、军权、政权、人权以至财权，都具体地集中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有了这些权力，因此在指挥大柏地战斗时得心应手，于2月11日一举歼灭敌人第十五旅两个团，获人枪800余。这是自下山以来的首次胜仗，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
尽管如此，大家对毛泽东的疑虑、嫌隙仍未释然。加上2月7日中央来信（后称“二月来信”）也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散农村，朱、毛离开红四军，隐匿大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后蒋桂战争爆发，中央改变看法），这就使红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增加了争论的借口。5月上旬，中央派刘安恭来红四军工作。
刘的参与，使红四军党内矛盾渐趋激化。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参加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习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来的，而且在苏联学习过，又确实能讲，谈起国际国内问题头头是道，使红军干部很佩服。
当时毛泽东、朱德之间的不同意见争论常有发生，刘安恭一来，二人都想争取他的支持。毛泽东请他出席各种会议，扶持他的威信，并以工作忙不过来为由，主动提出由刘安恭担任政治部主任（后经朱德同意，由前委任命）。
5月23日，红四军攻克龙岩城，地方工作一度很忙，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任命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
可是，刘安恭却和四川人朱德、陈毅谈笑更为自在。他从苏联带回来的“一长制”和侧重军事工作的观点也和朱德的观点接近。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就想为一些原则性问题争辩一下。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久抑求伸”。
5月底，永定守敌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定湖雷、金丰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形势比较缓和。毛泽东想趁此解决一下党内的矛盾，于是，前委在湖雷市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围绕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工作原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前委的工作上，主要是前委“管得太宽”，“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工作”，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提出要恢复正式军委。理由是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善党的组织系统。
掌握权力，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无私利可得，它只是实行自己政治、军事主张的必要条件。争论起来双方都出于公心，为真理而献身，因此，都觉得理直气壮，必须坚持。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意见难以统一。几天后，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并提出要求恢复正式军委。
下级党委（临时军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前委）的职权，并坚决、迫切地要求恢复正式军委，使毛泽东感到不能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
6月8日，毛泽东在白沙召开了有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和相反意见——目前不要设立军委一级党部、临时军委应撤销。表决结果是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了，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会上，毛泽东向前委提出辞职。他在书面意见中写道：“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请求马上撤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前委同意毛泽东离职休养，推举陈毅代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总结斗争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军中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任务。
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担负起主持筹备“七大”的重任。要统一党内意见，起草前委工作报告和决议，并保证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不致分裂，这对于28岁的陈毅来说，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城的第三天，即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除前委委员及大队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50人。
毛泽东此时的情绪较好：36票对5票否决刘安恭要成立军委的提议，说明了党心所向。
陈毅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
据大会的参加者傅柏翠、江华、肖克等人回忆，会场气氛紧张热烈，民主气氛很浓，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提出的意见最多，甚至有过火现象。刘安恭一条腿蹬在板凳上，像袍哥骂茶馆一样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主要指4月5日毛泽东给中央复信不同意红四军分散入农村一事）。”朱德一反平日的宽容态度，作了长篇答辩。
“七大”最后通过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和陈毅的报告是一致的，体现了陈毅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主要是对朱德、毛泽东不同意见的折衷。
陈毅在全国解放后对别人说过，当时毛泽东曾找他谈话，争取他的支持。陈毅说，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一边都不好得罪。
为了维护红四军党内的团结，为了使各方意见能够逐渐接近，陈毅采取了“和”的态度。更重要的是，陈毅在思想上确实认为，争论的双方都有片面、不足之处，若能引导他们相辅相成，就可能形成比较全面、正确的意见。所以，“决议”总的来说采取了两面维护与两面批评的做法，或者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两边各打五十大板”。
“决议”首先回答的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重大争论问题——要不要根据地以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对党，对红军，对中国革命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决议”首先对1928年4月至8月实行的一些政策和制度予以肯定。如“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意见“非纠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绝对正确的”等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武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毛病。”
“决议”又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不是实事”；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毛同志以书记兼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难免有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的现象，这是组织上人才分配不好，不是书记专政。”“过去四军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对于上级，只有机械式地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将一切工作推到书记一人身上，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决议”中这些写法，实质上是对毛泽东的维护。
但是，“决议”对毛泽东常批评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部队中的“逃跑主义”、“流寇思想”等有争论的问题，都没有给予批评，而是作了折衷平衡、息事宁人的回答。
如说二十九团开往湘南（即“八月失败”），是“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对于有的部队想离开井冈山，不想坚持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建设，认为“党内实有不同意见，不见得这种意见就是流寇思想”；二十八团想去赣南，三十一团想回浏阳、平江，二十九团想去湘南，边界同志主张在边界，“都充分是地方思想而不是流寇思想或反流寇思想”。
在这方面，“决议”稍多的维护了朱德，否定了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的批评。更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项正确的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七大”决议。
“七大”决议的这种写法，显然与陈毅深知朱德有关。南昌起义后，陈毅协助朱德转战千里上了井冈山，他深知朱德决不是不要根据地；在湘南暴动后，朱德大力支持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的工作。朱德与毛泽东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军在建立、巩固、扩大根据地时应主要起什么作用。
朱德也赞成红军不要单纯打仗，而要参加做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帮助群众劳动和镇压反革命等等，在赣西、粤北、湘南，朱德与陈毅也指挥部队这样做了。但是朱德认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分配土地主要应由地方党、地方干部领导进行，红军应派人协助或抽调人到地方工作，红军本身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局开展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
例如，红军打掉了郭凤鸣、陈国辉两支国民党军，闽西的局面就初步打开了，发动群众等工作也好开展了。朱德特别反对在强敌围攻时红军死守一个狭小的固定地区（如井冈山），这样会牺牲红军，并使固定地域的根据地随红军的失败而丧失。
1928年9月至12月，朱德主张出井冈山去打游击，打开新的局面，打得好，还可以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割据区域，而不是主张不要根据地，只要求游击队扩大军事影响，走州过府，大吃大喝的“流寇思想”。朱德抛弃国民党部队的金章骏马高官厚禄不要，来穿破衣草鞋挑粮上山，要说他怕艰苦图享受、想到大城市去享乐，也未免太不公平。
陈毅力图辩证地看问题，他起草的“七大”决议对历史问题的回答大体是正确的。但是，辩证法的战斗性在于把握住事物的新生的、有利于矛盾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方面，加以强化，以促进矛盾的转化。陈毅在主张相辅相成、兼容并蓄的同时，却失之两可，未能突出当时应该着重强调、使之成为主导方面的工作——革命军队除打仗以外还应做群众工作和筹款或生产。
后两项虽不能定为红军的主要任务，却代表着红军新的性质，保证红军的人民性和政治水平。在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这一对矛盾中，后者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中也有质的规定意义。陈毅在起草“七大”决议中照顾到两个方面的同时，没有能更为明确地强调当时的红军必须艰苦地做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发挥宣传和政治作用，成为“宣传队”。
在这一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上没有明朗的态度，当然就不可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正在于抓住了主导方面，即使有时强调得过分，但方向、路线是正确的。
“七大”最后是改选前委。毛泽东、朱德都是中央原指定的前委成员，当然继续当选。但是，由于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提出要调走朱、毛，并且由于毛泽东要求辞职去苏联留学兼休息，特别是大多数代表（包括陈毅）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对红四军的正确领导作用认识不足，选举结果，毛泽东前委书记落选，陈毅正式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对“七大”的批评表示不满，认为对他和朱德的批评完全是伦理观念，都是从思想道德作风上着眼，而没有从政治、路线的高度来判断人的是非高下。
“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开始工作。
7月8日，毛泽东带贺子珍、黄林、蔡协民、曾志离开军部，去闽西蛟洋调查研究。
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七大”决议、党内争论文件等。报告中说：“（这些）皆关系四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大会之后，朱方面还没有什么意见，毛方面则不满意”；朱、毛离开红四军去中央，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现在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责编：张欣羽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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