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仲伟摄影刘陈平
从1905年至1910年，川汉铁路总公司靠发行股票募集到本金2000多万两。
总督锡良因为首次涉及股份公司，而且四川官民士绅对于公司事业，也如婴儿胚胎。最初委派一位道员当总办，下设提调、文案、收支等。到光绪三十三年，改由翰林院编修胡峻当总办，并由成都声望高、人品好的十多位绅士充当公司参议。其中，总办月薪五百两，提调一百两，各所委员均数十两，参议月薪参照各所委员。
川汉铁路开工典礼（资料图）
为宏远大计，造就人才，锡良还在文庙前街杨昭勇府邸，设立了铁道学堂。举人王铭新任学堂监督，其余聘请省内外人才为教习，遴选学生，分科分班讲授，两年毕业。
一日，锡良焦虑公司聘员越来越多，花费甚大，陈宧提议向全省烟馆收税。分上、中、下三等，按月征收，一年可收二十万两。算下来，除开支付工资外，还有宽裕。
广开财路，才能修路。锡良还上奏光绪皇帝，在重庆长江南岸建铜元局，所得利润，全部拨入修路款，作为公家股本。
川汉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
准奏后，锡良拨款一百多万两，聘请蔡乃煌任总经理。蔡乃煌，字伯浩，晚清举人，因有才学被锡良赏识。后任上海道台，成为袁世凯亲信。
不料，从德国购回的机器，运到长江湖北段连船一起沉没，几十万两银子打了水漂。连船沉没的，还有成都官员沈幼岚办宴席的五十坛绍兴酒。
由此，四川按察使冯梦华嘲笑道：幼岚吃酒，伯浩吃铁，惟机器船吃水。冤哉！
而《蜀报》宣统二年（1910）第五期，也刊文批评蔡乃煌升任上海道台为升官之极点，川路款乃其发财之源。
对如婴儿般初生壮大的川汉铁路公司来说，蔡乃煌首开了“硕鼠”啃噬之端。
1907年3月，锡良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后，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开始混乱。最大的一笔亏空，是在橡皮股票中损失了200万两白银。
商办川省川汉铁路股票
施典章，字了谦，原为被革广州知府。1905年，施典章由川汉路驻京总理乔树枬任命为川汉路公司总收支、上海办事处保款员。职责是对公司将来用于修路的350万两集资款进行投资管理，以期在铁路开工前获得适当收益。
因见橡胶股票疯涨，施典章将350万两本金全部投进去，结果股市暴跌导致巨额亏空。股灾中，倒闭的上海八大钱庄，其中有三家主要资金正是来自川汉铁路公司的这笔巨款。350万两本金，最后只剩150万两……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
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
川汉铁路的资金，主要用“租股”的办法筹集，当时四川7000万人都是“股东”。盛宣怀此举，即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
时任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百姓的承受力，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不久，四川省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抗议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反对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勾结，把铁路建筑等权利出卖。
在“保路运动”风潮中，当赵尔丰下令举枪瞄准百姓时，一个276年的王朝，走向了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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