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
东汉以后，酿酒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九酝法酿酒，这表现在成酒中水含量减低而酒精含量增加。东汉末年已能酿造九酝酒，这种酒采用连续投料的方法，分批追加原料，使得发酵液体中始终保持足够的糖分，促使酵母菌充分培养。用九酝法酿成的酒甘香醇烈，酒度自然加高。魏晋时，九酝法普及于酿酒行业。
九酝法酿酒，是东汉末年曹操向汉帝呈献的一种新型酿酒法，当时，已经控制北方，又身兼宰相之职的曹操，特别喜欢喝酒，他把九酝酒的制作方法写在奏折中，呈给汉帝，并传播于酿酒界。九酝酒使用的是连续投料的酿酒操作法，分批投料的次数可达到九次，也可以多达九次以上。这是控制发酵动态、促进发酵酒化的得力措施。如此不厌其烦的多次投料，能够把发酵中的醪液培养成优质美酒，并提高出酒率。同时，九酝酒使用的酒曲属于高效率的“神曲”，因为它的用曲量只有原料米的3％，刚好合乎神曲酿酒的比例。这种酿酒方法在当时具有最先进的水平。
北朝时期成书的《齐民要术》，在探讨酿酒工艺之际，曾向酒业全力推荐魏武帝所上九酝酒，并从酿酒专业方面对这种酒进行有力阐发。自魏之后，历代酿酒者所采用的连续投料的酿造手段，均以魏武帝所上九酝法为其原始依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酿酒提高了酒度，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业界标志。促使酒度提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主导因素便是酿酒者对酿酒原料进行了科学甄选。这个时期的酿酒界，已经开始将食用谷物与酿酒谷物分开使用，从事酿酒时，基本上会选用黏性较大、出酒率较高的糯米为原料，当时称之为“秫米”，或称“秫谷”。使用秫米酿酒，酒质明显提高，为此，在农业种植中，食用谷物与酿酒谷物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种类划分，并且人为地去按比例耕种。
唐代唐代的米酒酿造模式，继续分为浊酒和清酒。大批量生产以浊酒为主，其产量多于清酒。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文献中常见“白酒”一词，此非白色酒，也不同于现代概念中的白酒，这种白酒是指浊酒。唐人常以酿酒原料为酒名，凡用白米酿制的米酒，唐人称之为白酒，或称白醪。唐代米酒的成品酒分为生酒和烧酒。
酿造过滤后的酒称为生酒，或称“生醅”、“生春”，已可饮用。生酒中依然保留着若多的活性微生物，会继续产生酵变反应，甚至导致酒液变质。为此，唐人学会了给生酒进行加热处理的技术，借以达到控制酒中微生物继续反应和消毒灭菌的双重效果。给酒醅进行加热处理是古代酿酒技术的一大突破。南北朝以前，酿酒业中尚未认真采用加热技术，因而酒类酸败的现象时常可见。唐人掌握酒醅加热技术之后，酒质不稳定的情况便大为改观。
酒醅的加热处理有高温加热和低温加热两种途径。高温加热多用煮沸之法，俗称“煮酒”，采用的手段是高温沸点灭菌。陶谷所著《清异录》卷下曾说酒有“生取煮炼之法”，可见唐五代之际，生酒与煮酒之间已有明显区分。采用高温煮酒虽然可以全面抑制酒醅中各种微生物的酵变，但同时会给酒味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为此，唐人又尝试了低温加热处理的方法，也就是微火慢炊的“烧”法。李郢《春日题山家》所云：“新酒略炊醅”，即指这种慢火炊烧。房千里《投荒杂录》云：“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既烧既揭瓮趋虚。”这些记载都清楚地说明了“烧”是一种加热处理的工艺。
唐代的烧酒法虽然未确切指明加热温度，但我们通过烧法与煮法的不同工艺即可判明，唐代的烧酒法属于低温加热，大体类同于后代的巴氏消毒工艺。应该强调，唐人称经过烧法加热处理的酒为烧酒，如《白居易《荔枝楼对诗》有言：“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到蜀后记途中经历》亦云：“自到成都烧酒熟。”唐代的这种烧酒并不是蒸馏酒。
唐代的酒在酒质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目前无实物可证，但我们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唐酒的酒色与酒味，从而判别唐代米酒的品质。
先看唐酒的颜色。酒的颜色是辨别酒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人酿成的米酒一般呈绿色，唐诗中多见吟咏。李咸用《短歌行》：“一尊绿酒绿如染。”李白《赠段七娘》：“千杯绿酒何辞醉。”白居易集《落花》：“请君尝绿醅。”这些诗咏，都在表述酒的色泽。按现代的黄酒不会出现绿色，而唐代的米酒以绿色为多，这是因为，唐时酿酒未能保证酒曲的纯净，以至制曲及酿造过程中混入了大量的其它微生物，导致酒色变绿。有些绿色酒类同竹叶的颜色，故而唐人咏及绿酒，又常以“竹叶”称喻。如白居易诗：“倾如竹叶盈樽绿，饮作桃花上面红。”可见唐代竹叶酒均呈浅绿色。后人把绿色的露酒名之曰“竹叶青”，始源于唐朝人对绿酒的模拟形容。
现代黄酒多呈黄色或琥珀色，唐朝时也逐渐酿出了这种颜色的酒。杜甫曾把酒与鹅的颜色相提并论，留有“鹅儿黄似酒”的说法。于是后人形容黄酒，多以“鹅黄”为比喻，这始自杜甫的诗咏。值得注意的是，唐人酿出了琥珀色的酒，这标志着中国酿酒开始步入黄酒境界。在唐人诗歌中，我们已能见到酒的琥珀光泽，如权德舆《放歌行》云：“春酒盛来琥珀光，暗闻兰麝几般香。”这些诗咏都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琥珀色的酒，认为这种颜色的酒光泽鲜亮，质感出色，足称上品。《宣室志》记载：“命酒，以银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味极甘香。”这条资料指出了琥珀酒的口味。应该说，唐代的黄色酒和琥珀色酒在色泽方面已接近了现代黄酒的外观，其品质必定高于其它色泽的酒。这标志着，中国黄酒开始初步生成。
再看唐酒的味道。从味觉方面来看，唐代米酒的甜度过高而酒度偏低，这与现代黄酒的酒质标准尚有很大差距。甜度过高是因为酒醪发酵时，糖化后未能充分酒化，致使谷物糖分深深地渗透在酒液之中。唐人言及米酒，多以甘、甜喻其味，如郑嵎《津阳门诗》：“白醪软美甘如饴”，就强调了米酒的甘甜程度。正是如此，唐人在评价酒味之际，往往把酒和饴饧相提并列高骈《春日招宾》：“花枝如火酒如饧”，说得都是酒味与饧糖的味道相仿。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出现了红曲酿酒的迹象。红曲是一种高效酒曲，它以大米为原料，经接曲母培养而成，含有红曲霉素和酵母菌等微生物，具有很强的糖化力和酒精发酵力。李贺《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说的就是这种红曲酒。红曲的发明，为传统米酒升华为黄酒提供了转化条件。
总而言之，唐代的酿酒技术较之前代而言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谷物发酵酒中的优质酒从外观色泽上已开始向现代黄酒的标准靠拢。尤其在酿酒工艺的某些环节中，人们逐渐使用了一些先进技术，诸如对酒醅加热处理和使用石灰来降低酸度的作法，都对后代酿酒技术的完善产生过深远影响。然而，唐代米酒从综合指数上来看还达不到现代黄酒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酒的甜度过高而酒度偏低，浊酒的产量过大且又米滓飘浮。这说明，当时的酿酒发酵与取酒过滤工艺都有欠缺。
为此，我们对唐代酿酒技术以及酒品酒质的整体水平还不能估计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