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底，尼·伊·布哈林在参加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时候被逮捕入狱，至1938年3月15日被枪毙，其间他在狱中一边面对审讯对质、写供词，一边写下了三本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自传体小说《时代》，另外还有一些抒情诗歌。直到1992年，这四份封存于秘密档案里的狱中手稿的复印件才回到布哈林亲人手里。
在我们的记忆中，“布哈林”这个名字来自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那个刺杀列宁的女特务就是布哈林指使的，影片中有一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台词：“瓦西里，快去救列宁！布哈林是叛徒！”打入敌人内部的马特维也夫将敌人准备刺杀列宁的消息通知了瓦西里，但因布哈林的有意误导而致使列宁还是被女特务开枪击伤。影片中的这一情节直接来自1938年3月13日的法庭宣判：“女社会革命党党徒卡普兰在1918年8月30日谋杀列宁的罪恶行动，则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阴谋的直接结果。”
但事实却是，列宁被刺前的当天，布哈林得到乌里茨基被暗杀的消息后急忙赶到列宁家，力劝他改变下午去工厂演讲的计划，列宁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虽然布哈林在历史上曾经反对过列宁的某些主张，但他仍然是列宁思想的忠实追随者。1922年12月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中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这部1939年拍摄的电影（米哈伊尔·罗姆导演）的背景，正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刚被清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迅速炽热。还应该提到的是，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并亲自指示组织学习、充满对他个人赞颂崇拜之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1938年出版，该书到1953年止，先后印了三百零一次、共四千两百八十万册。1939年共产国际把该书中文版一万册运往延安，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理论武器。
在1980年代初，应该是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氛围密切相关，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对尼·伊·布哈林这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清洗中蒙冤而死的老一代苏联革命理论家表现出阅读与思考的热情，而这时距离苏共在1988年正式为布哈林平反、恢复党籍还有好几年。这时翻译出版的相关书籍主要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肯·科茨《布哈林案件》（王德树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1888-1938）》（徐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苏绍智等主编《布哈林思想研究》（译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世界历史》杂志1981年第1期发表了郑异凡的《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那时我们刚学完世界现代史课程，这篇文章对我们正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后来又有郑异凡的《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等论著和研究文章陆续问世，今天的青年读者恐怕很难想象当年人们阅读布哈林的热情与思想震荡有多大。
布哈林在集会上
布哈林在狱中完成的《社会主义及其文化》（郑异凡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11月）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特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个人与社会、平等与等级之间关系等问题。布哈林的女儿斯·尼·古尔维奇-布哈林娜专门为本书写了序言“致中国读者”，文中说“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这个问题是在十月革命后争论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时候重新提出来的：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文化水平可以通过文化革命来取得，布哈林则肯定在过渡期中的无产阶级将在文化上成长起来，成为组织者。布哈林的狱中手稿的目的是给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以全面的答复，“他断定，社会主义创造了新文化和新文明，它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罪恶危机和战争，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4页）。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她认为布哈林的著作“有助于理解人们在生活和头脑里所遇到的20世纪的乌托邦”。重要的是，“尼·伊·嘱咐我们要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要坚持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国家民主化的现实目标”（5页）。更重要的是，她看到布哈林在书中极力维护苏联社会主义形象的时候是在“梦想未来的新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人性、人道主义和自由是“检验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她认为布哈林不是把这些看作空洞的宣言。1924年，布哈林在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捷尔任斯基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快转向较为‘自由’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少一些镇压，多一些法制，多一些讨论、自治（在党的领导下……）等等。……向政权和党提出社会生活民主化的问题，这是尼·伊·无可置疑的功绩。”（8页）作为最了解布哈林的亲人，她在文章最后提到“要知道，出身和自我教育使得这位梦想者身上没有他所列举的人身上的不良品质，正是他准备着迎接未来的社会”（9页）。这些都是研究布哈林的文化理想的时候不可忽视的问题。
现在看来，布哈林在这部《社会主义及其文化》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既是对未来发展的期盼，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虽然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但我们的国家本身不是自在之物，它不像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凌驾于社会之上。在我们这里，国家性正在转变为社会性，而无数社会性质的组织同时就是国家的外围组织”（17页）。他强调“在苏联，国家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赘疣，脱离社会，向社会发号施令，吸取其膏脂，把自己与社会组织对立起来的孤立的东西”（149页）；关于计划经济，“计划在我们这里之所以是现实的有效的，正是因为它不是只由上头制订，由上头强加的官僚主义的计算结果，而是立足于实际上的全民计算的结果，每一个生产和文化建设的基层单位都向共同事业提出过自己的意见”（30页）；在第九章“自由问题”中，他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1.摆脱剥削的自由；2.摆脱政治奴役的自由；3.摆脱文化压制的自由”（108页），而且这些自由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有物质保障的，“就像劳动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有公共场所、印刷机、纸张等等的保障一样”（114页）。他甚至不回避这样的责难：“苏联谈不上任何自由、任何民主，是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党。……现在新宪法没有给其他政党以立足之地，也就是说——由此得出结论，苏联在政治上比1918年要少一些民主。”他的回答是“所有这些议论充满了谎言”，他的论证是统一行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必然会被敌人的间谍利用、苏维埃人民对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的自由不感兴趣……，结论是“世界上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远远不能同发展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民主相比”（144页）。同时他也不断把法西斯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反面加以狠狠的批判：法西斯主义创造的“新型的人”是雇佣军式的，提出的“新”型思维是“大兵思维”，“新的”文化价值是残暴的动物性，“新”社会是中世纪的等级制……所有这些都是“文化的大堕落，文化的野蛮化”（153页）；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拥有无限权力，统管一切，把人的裂变固定下来并使这种裂变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235页）；“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把反个人主义倾向捧上了天，它把万能的‘总体国家’置于一切组织之上，……在这里，群众丧失个性是同对‘领袖’的颂扬成正比的。……道德的根本标准只有三个：忠于‘民族’或‘国家’、‘忠于领袖’和大兵精神”（241页）。
那么，如何理解在已经目睹和亲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面对苏联血雨腥风、冤案遍地的现实，布哈林仍然要作为捍卫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战士，出现在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著中？除了上述布哈林在序言中提出的“梦想未来的新社会”之外，作为附录收在书后的《布哈林狱中遗稿首次问世感言》（弗拉迪斯拉夫·赫德勒、露特·斯托里亚洛娃）提出的问题更为深刻：“贯穿本书的红线是：社会主义必须为书中所说的发展方向创造物质和精神前提条件并容许其发展，只有这样它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30年代中期的苏联社会科学家中，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已经不流行了。布哈林在他的论述中却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论的‘元层面’（Metaebene）……这就使他能够把总路线和趋势、理想和现实、自由和对自由的限制贯通起来，提出一些疑难问题以供讨论，尽管他在这样做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他认为这些“手稿对社会主义计划中的社会对立和政治矛盾并没有加以掩盖。这一事实证明它不是一部为错误辩护的著作。我们还应当一再考虑手稿产生时的条件”（265页）。
早在1929年4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在题为《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把布哈林的“反党”阴谋概括为“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因此这部狱中著作既是布哈林为了反击对他的反党指控所作的自我辩护，“他必须证明，他所阐述的理论既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异端邪说，也不是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标的”。（268页）同时也是他的真实的理论遗言，他从未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发生怀疑，也从未对党的领导提出过疑问，他只是对于违背社会主义民主的趋势较早提出警惕，对专断的行政命令与官僚主义提出反对，“他的目标是从内部进行改革”（267页）。因此，“狱中著作反映了忠诚的知识分子在不放弃自己原则的情况下究竟能在党的内部走多远。布哈林的失败证明，这一冲突只有以这些忠诚的知识分子从世界上消失为代价才能解决”。（270页）这也是我读完这部著作后最强烈的感受。同时在狱中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时代》里有一段关于沙皇当局镇压知识分子的对话，可以看作是思考这种冲突的重要补充：“我常常觉得，社会上甚至对罗曼诺夫君主制度的反文化性质都估计不足……所有优秀的头脑，民族的精华不是统统被绞杀了吗？只要稍稍显出一点才华，露出一点天赋，就被拿去砍了头……”是的，“反文化性质”所导致的就是最优秀的脑袋人头落地。
1937年12月10日，布哈林在监狱中写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档案编号05903），此时距离他被枪毙还有四个月，他显然对这个最后结局既有强烈的预感，同时也心存争取改变这种结局的希望。这封信读来使人不忍的是，这位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罕见的理论天才在精神上所遭受的屈辱与折磨。他一方面向对方“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另一方面表示“我这里说的也绝对是真话：最近几年我一直真诚地、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并学会理智地评价你，爱你”。然而，“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但是他马上又转而为对方设想大清洗的必要性，甚至说“我懂得大计划、大思想和大利益高于一切”。于是，“好吧！需要就是需要。但是请你相信，当我一想到你会相信我有罪，你会从心底里认为我确实有罪，我的心中就会热血奔涌”。似乎他希望看到的是，对方明知他无罪而只是为了伟大的目标而忍痛牺牲他！于是，“上帝啊，如果有一种仪器能让你看到我那破的、痛苦不堪的心，那该多好啊！如果你能看到我的内心对你是多么依恋，并且其方式全然不同于斯捷茨基和塔利之流，那就好了”。
回顾双方的交往、恩怨和布哈林自1928年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以来的所有情景，真的很难揣摩布哈林说这番话时的内心真实感受。他在“遗嘱：致未来一代的领导人的信”中早已说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不过是一批没有头脑的腐败无能的收入丰裕的官僚们的一个变了质的组织而已。他们利用契卡的以往的权力，迎合斯大林在争夺地位和声名时的病态的多疑心理（我暂且这么说），制造他们那些卑鄙的案件，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也在毁灭他们自己，——历史是不会容忍罪恶行径的见证人的”。但是在这信中他没有受这种痛苦情绪的影响。接下来才是写这封信的具体目的：一、恳求让他在接受最后的审判前死去；二、如果必须判死刑，恳求让他在狱中服毒代替枪决；三、恳求允许他向妻子、儿子告别；而最后一点更令人出乎意料：四、如果可以让他活下来，他请求去做两件工作，派他去美洲与托洛茨基展开“一场殊死的斗争”；或是把他发配去集中营呆上二十五年，“我会在那里建大学、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等等，建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创办集中营杂志和报纸”，“总之，我会从事开创性的文化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列举的这些想要做的项目，都是实现他的文化理想的载体，说明布哈林是多么希望有新的命运与人生，其中他提到画廊与博物馆，更使人想起他曾经是画家，列宁第一次与他见面的时候，是把他当作年轻的画家来接待的，甚至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有一位苏联画家劝他抛弃政治去当专业画家。这封信的结尾是：“柯巴，现在你面前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我请求你最后一次原谅（心灵的，而不是别的)。为此我在心底里同你拥抱。永别了，我这个不幸的人过去如有对不起的地方，就请原谅吧。”布哈林被枪毙后，莫斯科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他在临刑时挺着胸脯站立，并且咒骂斯大林（见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588页）。
托尼·朱特认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恐怖大清洗“目的是要清洗党内‘叛徒’，清除可能对政策和总书记造成挑战的人”；这些恐怖活动“保护并阐释了斯大林无边的权力和权威”。他进而特别指出，1938年对布哈林的审判变成一种独特的、戏剧性的创新，“所付出的令人震撼的代价就是，革命不仅仅牺牲了它的儿女们，更是牺牲了它的设计者。接下来几十年里的审判和清洗运动只是一些厚颜无耻的翻版……”（《战后欧洲史》，卷一，243页，林骧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这是历史学家关于这段历史的准确描述。
